评论：政府为何限制自身权力

　　-政府各部门之间权责不清，权力交叉，执法主体混乱，不仅为执政者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带来了较大的自由度，而且使权力随着执政者的想象被无限延伸扩大。

　　-划定权利界限，为政府权力“立宪”，是建设民主法制政府的开始……

　　信报记者 杨 冰　周 芮/文

　　要想限制权力，从权力来源上讲，权力必须来自于大多数人；从权力的界限上讲，权力不仅要受到保护人的生命、自由、财产这些基本的权利的自然法限制，而且还要受到不论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的一般法律限制，同样，这样的权力不能随意转让。

　　因而，公民政府实质上是有限政府——权力有限的政府。

　　一个优秀的政府不是十项全能选手，相反，有的时候，它应该思考自己是否能量太大，是否应该在一些不必介入的地方“自废武功”？

　　公法时代

　　权力被限定

　　建国后，中国政府成了世界上权力来源最广泛的国家——政府的权利来源于13亿多的人民，同样，中国政府也成了世界上最能代表民意的政府。

　　然而，这并不能代表政府在实施权力的时候，随时都精准无误。在体制、执政者素质等种种原因限制下，政策乱用、乱执法、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在各级地方政府中常常出现，“歪嘴和尚念错经”的情况时有发生。

　　同时，自我授权、随意扩大权力的情况也是各级地方政府、各部门的“通病”，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领导干部“拍脑袋”决定一切的情况。在记者采访中，一位法制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原来领导是不会管很多的，只是说就这样搞吧，大家就这样去做了。没有谁去问这合不合法，或者是合不合理，一方面大家觉得领导是最权威的，应该没有问题；另一方面，也没有人敢去问这样做是否合法。”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统一政府的施政规则，真正建立法制政府。

　　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在当代转型期的中国，法治实践正在进入一个更深刻更复杂的时代，公法运动正在兴起。

　　相对于民法、商法等私法而言的“公法”最初来自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划分。

　　一个宪政国家的公法，主要功能是限定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理清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保障人权。而这一切功能实施的前提，是“宪政国家”。

　　人心思变，社会在寻找良方。从最早的民主集中制，到2003年8月27日，闭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以151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行政许可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

　　《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真正为中国各级政府在行使权力上提供了一个规范。在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特别强调：行政许可要贯彻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要严格限定行政许可的范围和行政许可的设定权；要更加重视保护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要坚决遏制行政许可中的“暗箱操作”和钱权交易，从源头上解决行政许可的过多过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信春鹰认为，“行政许可设定权上收，可以从源头上解决行政许可的过多过滥。这表明，国务院下定决心要改变和限定部门自我授权、扩大权力的现象。”

　　与此同时，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公民身份证制度的改革及其逐步落实，金融制度的改革，媒体、出版业的改革，基层草根民主的逐步成熟，司法法的酝酿，

　　执政维新

　　重庆穷则思变

　　随着一系列关于政府执政规范的法律、规范性文件的颁布、实施，我们看到政府的运作正在朝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强制执法、乱执法、以权代法的情况逐步减少。

　　但是中国广阔的地域特点，决定了一省一地，情况是不尽相同的。以重庆为例，8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相当于一个苏格兰，比一些欧洲小国的国土面积还大。

　　并且在中国，东部与西部在意识、开放程度等方面也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在政令统一的情况下，各地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不同的执行计划。

　　另外，涉及到迁徙自由、拆迁、上访、警察权、行政许可，还有

　　对于重庆而言，“重庆已经落后于东部省市，如果要发展，只靠重庆目前的基础还不行，应该有优于其它地区的软环境。所以从常态发展上考虑，重庆不仅不会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而且还会拉大差距。所以重庆应该发挥后发优势。”重庆市政府法制办主任李殿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而政府施政行为的改良,正是体现后发优势的最好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