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体系在探索中渐行渐近

　　★2005年10月6日，白血病患儿肖博韬的父亲跪在东方红广场，希望卖掉房子筹措医疗费。记者 黎金龙 摄

　　至2005年12月25日止，在省第二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住院的患者陈高慧（详见本报2005年12月20日报道）共接受社会捐款1.3万余元。

　　这笔钱使陈高慧的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她是幸运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多少个陈高慧？他们在苦苦挣扎，他们也曾试图通过媒体呼吁，希望能得到帮助。

　　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人们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往往最先想到的是媒体。但这种“道德化”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只有当医疗救助体制进一步完善，政府的制度化行为和道德力量结合起来时，才能根本解决贫困群众的医疗问题。

　　有关专家指出，解决贫困人口的医疗问题，应该在社会捐助等“道德化”力量的基础上加强政府责任，只有把政府的制度性行为和社会的道德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医疗救助体系在尝试和探索中渐行渐近。

　　【尴尬现实】

　　回望挣扎的足迹

　　事例一：无钱医治手术一拖再拖

　　窗外，冬日的阳光格外温暖，小巷的餐馆里不时传来锅碗瓢盆的撞击声，一阵阵菜香随之而来，飘到易成林父子的房间里，和屋内的一股汗臭融合在一起，显得极不和谐。

　　患病至今，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大一学生、19岁的易成林（详见本报2005年11月30日报道）已两个多月没有上学了，他虽感焦急，却万般无奈。因为没有凑齐5万多元的手术费用，他的手术一拖再拖。他和父亲易俊杰也只能住在医院附近的旅馆里，以便发病时及时到医院就诊。

　　在小旅馆里住了两个月，现在的易成林显得越发瘦弱。易俊杰说，两个月来，易成林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发病周期也越来越短，“他的左心肿大得很厉害，隔着厚厚的外衣，都能清晰地看到心脏的跳动。”

　　易成林的同学杨世权多次到小旅馆看望他。“看到他日渐消瘦的样子，同学们都很着急。”杨世权说，他们已多次为易成林捐款，在长沙黄兴路步行街，他们拉起横幅，抱着募捐箱，希望得到社会上更多人的帮助。

　　易成林的亲友、同学、老师等还在积极为他筹集手术费。

　　事例二：跪地卖房救子

　　和收入微薄的农民相比，很多城镇居民在面对病魔时，也显得举足无措。本报2005年10月7日报道的《跪地卖房欲救病重儿子》中的黄学文就面临如此窘境。

　　从2005年10月初开始，湖南大学东方红广场旁的一幕经常让路人驻足——两张醒目的“卖房救子”的牌子中间一直跪着一个中年男子，前面放着两个爱心捐款箱，不时有人将钱投到里面。

　　这名男子就是黄学文，其子肖博韬（随母姓）去年4月因白血病入院后，家里无法承担巨额医疗费。如今，他只能卖房为儿子筹措医疗费。

　　黄学文告诉记者，儿子患病以来，很多人都伸出援手，为他们捐款。他很感谢社会，“从2005年10月初开始，我就一直把募捐箱放在这里，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够筹到1000多元钱。”黄学文颇感欣慰地说。但他同时表示，“儿子每天的费用远不止1000元，几千元、上万元是常事！”

　　肖博韬躺在病房里，天真的他并不知道父亲为自己筹钱时的个中甘苦。

　　“房子卖了我回去住哪里呀？”得知父亲要卖房的消息后，肖博韬问爸爸。面对儿子的提问，黄学文心里更多了一份无奈和痛苦。一直在医院照顾博韬的杨丽表示，博韬病情仍未稳定，要做长时间的化疗。在得知父亲要卖房的消息后，他的情绪波动很大，“化疗时经常痛得大叫，手上都被针扎肿了。”杨丽指着博韬的手说。

　　【媒体难题】

　　本报平均每天接到2个求助热线

　　易成林，肖博韬，陈高慧，黎丽娟……这些名字因为媒体的介入而让人熟知，他们也因此得到了社会的捐助。然而，这个社会上有太多的“易成林”、“肖博韬”，仍在默默地承受着病痛。但在他们之中，能够借助媒体获得帮助的人，只是沧海一粟。从2005年12月14日至今，记者统计了本报接到的患病者的求助热线，每天平均达2个。这些患者之中，有身处偏远山区的农民，有在施工工地意外受伤的民工，有失去工作的下岗职工，有依靠低保生活的城镇居民，他们身份各异，但疾病把他们推向同样的境遇，他们的命运也因此而重叠在一起。

　　为了减轻贫困人口的医疗负担，湖南省相继出台了一些医疗救助政策，使得部分患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救助。但是，这些政策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无钱医治的患者开始另寻他路，他们试图通过媒体的介入，得到社会的帮助。但媒体能做的，却只是杯水车薪。

　　长期以来，我们内心一直有一种内疚，我们希望能帮助每一个求助者，但作为媒体，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将所有求助者的遭遇形成文字并见诸报端。

　　【政府求解】

　　多部门探索取得一定成效

　　有关专家指出，解决贫困人口的医疗问题，应该在社会捐助等“道德化”力量的基础上加强政府责任，只有把政府的制度性行为和社会的道德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湖南省民政、卫生、慈善等部门就已经进行了一些制度上的尝试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民政：农村医疗救助已全面实施

　　2003年，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同年12月，湖南省首次发出建立农村医疗救助的通知，并于2004年1月在全省范围内启动10个试点县。截至目前，全省122个县（区）已经全部建立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省民政厅低保处负责农村医疗救助工作的李旭山说，目前全省共有农业人口4600万，贫困人口416万，因大病致贫而需要救助的人口124万。2004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共投入了2200多万救助资金，用于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根据经济状况、生病率的不同，各地的救助金额从500元－2000元不等。

　　“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实施后，很受老百姓的欢迎。”李旭山说，制度实施以来，共有11万多人受到了救助，工作成效明显。“但是，相对于124万的待救助人口来说，目前的成效是微不足道的。”

　　李旭山告诉记者，救助资金短缺和庞大的待救助人口成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最大瓶颈。“对于已经得到救助的人来说，平均每人1000元的救助金，只能对他们患病后的生活有所帮助，无法解决医疗费，更何况全省还有很多贫困患者没有得到救助。”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级政府对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的投入会不断增多，2006年湖南省对此的投资会从400万增至1300万，能够得到救助的人口也会大幅增加。

　　卫生：启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2003年7月，湖南省开始选择长沙、华容、桂阳、花垣、涟源5县作为试点，实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这项制度是由中央、地方和个人共同筹资，个人出资后便可按规定申请医疗救助。省卫生厅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王兵介绍，到2005年元月，全省已经启动了14个试点县。截至2005年11月底，共筹得合作医疗资金1.7亿元，大病统筹资金占90.5％，门诊补助资金占9.5％，补助住院人数17.8万；补助门诊人数48.57万。

　　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以来，资金按照人均30元的标准筹集，其中中央财政10元，地方财政10元，个人上交10元。从2006年元月开始，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提高1倍，增至20元，个人出资不变。这样，人均筹资标准将达到50元，合作医疗资金总额也将有大幅增加。按照计划，2006年，湖南省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县将增加到43个，占全省县（区）的40％。

　　王兵还介绍，为了方便患者及时拿到医疗补助，各个指定医院都已开设了合管办窗口，患者在医院结算后，可直接凭借结算清单到窗口领取医疗补助。

　　慈善：多种项目参与城镇助医

　　和农村医疗救助体系相比，城镇医疗救助略显“凋零”。尽管有关部门已开展了建立城市医疗救助试点的工作，但医疗保险仍是很多城镇居民减轻医疗压力的主要途径。而对于全省140万城镇低保户来说，医疗保险还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2005年，湖南省各市县的低保标准从104元到200元不等。那么，按照平均每月50元的医疗保险标准计算，城镇低保户在交纳医疗保险后，就只剩下54元到150元的生活费用，这将让他们本不宽裕的生活举步维艰。所以，城镇低保户基本上没有享受到医疗保险。

　　近年来，省慈善总会在城镇低保户的医疗救助上做出了努力。该会办公室项目负责人欧阳标介绍，目前，慈善总会主要实施了“慈善医疗资助卡”、“微笑列车”、“格列卫白血病救助”三个项目，近20000名城镇居民在项目中得到救助。本报记者 徐海瑞

　　实习生 欧亚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