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打工群体维权的“小小鸟”能飞多高？

　　【核心提示】“马上就要回家过年了，小小鸟真是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来自湖北仙桃的别应龙和8位老乡，近日通过北京市“小小鸟爱我中华公益互助热线”（以下简称“小小鸟”）的帮助，讨回了他们被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六合庄雪京峰制衣厂拖欠了3个月共计5万元的工资。“‘小小鸟’义务为农民工讨薪”、“讨薪热线每天接数十求助电话”……连日来，这个“小小鸟”频频在媒体上出现，成为了岁末年初为农民工维权讨薪大军中的一个活跃份子。“小小鸟”是何方神圣？其实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组织。“外来打工者在城市里

无依无靠，就像‘小小鸟’一样”，发起成立“小小鸟”的河南来京务工青年魏伟说，“‘小小鸟’就是一个以帮助进城打工群体实现互帮互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使命的公益性组织”。

　　这样一个由底层的外来务工人员自主发起，面向打工群体服务的草根组织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小小鸟”还能“飞”多高？近日，记者对“小小鸟”进行了探访，试图勾勒出一个民间维权组织在转型期中国的发展脉络。

　　打工者的境遇通过互助平台而改变

　　魏伟，一个在北京漂泊的外来打工者，为什么要发起成立“小小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无偿为打工者群体服务？

　　谈起“小小鸟”成立的初衷，魏伟记忆犹新。1999年6月，魏伟在北京打工两年，尝尽了漂泊的艰辛，但一事无成，决定回老家去。在和一位文化圈的朋友话别时，那位朋友对他说：“你回去也对，大学生毕业后在北京混上三五年一无所成，灰溜溜离开的多得是，何况你呢！”魏伟说，“一席话听来很客观，但却让我无地自容。我反复思索，为什么打工者在外创业这么难啊？！”正是受到朋友这番话的触动，魏伟萌生了成立一个打工者互助组织的创意。此后，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交友信息，很快得到许多打工者的响应。

　　魏伟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打工队伍是一盘散沙，多数人都在盲目闯荡，非常孤单无助，不仅梦想难以实现，甚至有的人会产生畸形心态，成为社会隐患。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搭建一个组织平台，实现打工者的互帮互助，那肯定能改变许多人的命运。“我的初衷本是想联合大家的力量来创业，后来发现大家在找工作、要工钱等方面有着极大的需求，于是我转变了想法，决定设立热线来帮助打工群体，为他们服务，并通过举办公益活动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样，2000年5月1日，在北京公主坟新兴桥下的一间简易板房里，“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正式开通了。

　　五年多来，“小小鸟”经过一路摸爬滚打，羽翼日渐丰满。先后接听热线电话六万多个，为八千多位打工者提供了就业信息，为三千多人提供了法律帮助，举办了180多次各类社会公益活动，累计提供服务1.65万小时。目前有五名工作人员负责热线、维权、网络、外联和财务工作。

　　近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渐成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打工者维权讨薪，也不可避免地成了“小小鸟”的日常工作。2004年9月，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小小鸟”和北京市东华门司法所合作，成立了“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仅2005年一年，就为4043名农民工讨回了3600多万元工资。

　　从一个在底层打工的普通青年，到一名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工作者。在偶然与必然的路口，魏伟被“逼”到了他人生从未奢望的一个层面上———专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打工者帮助、服务和代言。社会承诺、生存压力、未卜前途、政策缺失……一系列“不能承受之重”需要“小小鸟”来承受。

　　“小小鸟”靠白手起家，生存十分不易。据魏伟介绍，最初四年，“小小鸟”基本由他一个人支撑着。他把自己临时打工挣来的钱都投了进去，但还是捉襟见肘，数次面临生存危机。“有时连房租都交不起啊！有一次我为了躲房东，两个礼拜天天早出晚归的。‘小小鸟’到今天已经搬了12次家了！”魏伟回忆起初创时期的酸甜苦辣，感慨连连。

　　怎么才能生存下去呢？“小小鸟”慢慢摸索出一条通过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扩大知名度的路子：植树、献血、看望孤寡老人、清理非法小广告、上香山捡垃圾等。“小小鸟”还十分重视媒体宣传，每次举办活动都给多家媒体发邀请函。目前“小小鸟”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作开设了两档谈话节目。几年来，魏伟积极结交社会名流，其本人也接受了不计其数的媒体采访。

　　魏伟还策划了一套《××人在北京》丛书，目前“河南人”专辑已经出版。书中采访了58位在北京创出事业的河南人，如世界冠军邓亚萍、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靳尚谊、演艺明星程琳等，“他们都给了‘小小鸟’很多支持”。

　　经过不懈努力，“小小鸟”近两年来受到的关注不断增加，陆续得到了加拿大驻华使馆、香港乐施会、德国EED基金会等机构的项目资助。

　　魏伟坦言，“我是在冒险。别人都是先积聚资金再发展，而我是先通过做活动造势，把‘小小鸟’公益互助的品牌打出去，争取到社会上有实力、有良知人们的感动和支持。只有依靠社会强势群体，才能让‘小小鸟’活下去，让打工者得到更多帮助。”

　　当生存逐渐得以维持，“小小鸟”在履行社会承诺、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也探索出了一些独到的方法。“‘小小鸟’的维权流程，一般是在接待农民工的来电、来访后，先和资方进行电话调解，必要时工作人员会和志愿律师直接到现场调解。要是涉及人数众多，款项巨大，影响恶劣的，同时还会与媒体记者联系，一起出面。”魏伟向记者介绍，“要是还不能解决，我们会指导求助者向劳动部门投诉，或委托律师提起诉讼。”

　　事实上，“北京东华门司法所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身份给“小小鸟”维权以很大的便利。魏伟说，调解委员会成立之前，“小小鸟”的维权之路基本上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我们往往是和相熟的媒体记者一起去现场进行调解，但因为‘小小鸟’身份的局限，常常感到底气不足，效果也有限。”而以“调解委员会”甚至是“北京市司法局”的名义去维权，震慑力就大大增加。据魏伟介绍，“调解委员会”成立一年时间内，“小小鸟”就为1269名民工追回了1500多万元的欠薪，而此前四年讨回的欠薪总额还不到400万元。

　　“小小鸟”还能“飞”多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占少华向记者介绍，近年来，由于政府政策与公众舆论环境的不断好转，面向打工群体的民间组织的数量增长很快。在北京，除“小小鸟”外，还有“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北京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等组织。而在珠三角地区，也活跃着十余个类似的组织。

　　那么，人们应如何看待这些民间组织？这些组织未来的发展前景又将如何呢？“政府有些事情做不到，而打工群体又有需求，因此就有了这类组织的生存空间。”占少华表示，中国有一亿多进城打工者，如果农村另外1.5亿富余劳动力再转移出来，数量将至少增加一倍。对于如此庞大的群体，单靠政府不可能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而这类组织的出现起到了一定的为政府“分忧”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副所长黎建飞博士表示，研究表明，政府为农民工讨薪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小小鸟”这种通过非讼方式解决劳动争议的方法是值得提倡的，它对减少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及促使社会和谐能够发挥出一定的作用。

　　他说，“我觉得政府部门应将一些职能延伸出来，赋予民间社团组织，并鼓励其承接由政府职能中转移出来的任务，像授予‘小小鸟’‘人民调解员’身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对‘小小鸟’这类组织今后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占少华助理研究员这样表示，“政府应该通过某些渠道加强对农民工民间社团组织的支持，比如购买其服务、承认其合法性、扶持其发展等。”

　　据了解，政府部门在这些方面已经有所尝试。2005年10月，北京市西城区政府曾召开“建设和谐社区，促进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现场会”，会上有关部门宣布，今后西城区政府将通过奖励、补贴或购买服务等方式，扶持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并允许区政府有关部门向社区民间组织购买服务。“尽管‘小小鸟’目前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但还是要尽力争取发展。”魏伟说，“小小鸟”打算2006年去深圳开设分部，2007年去广州，而到2009年还将进军上海。（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