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关注国内首个和谐评价体系

　　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我们一心追求和谐，却对正在以不和谐的方式埋下的危机种子浑然不知。因此和谐评价指标体系的最大价值就表现在“公众监察器”上。通过它，政府可以了解社情民意，了解老百姓的真实感觉；通过它，百姓也可以检查考评政府工作。以和谐问责政府，这应该是和谐评价体系对以往社会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突破。

　　●主持人：本报记者支玲琳

　　●嘉宾：乐正（深圳社科院院长、教授）

　　新闻背景：有没有一种指标，能够衡量社会和谐的发展程度，能够标测出我们在和谐的路上走了多远？如今深圳正在做这样的尝试。据报道，国内首个城市和谐指标体系———“和谐深圳评价体系”，目前已经进入向市民征求意见的阶段。该体系的主持设计者、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表示，设计和谐评价体系就是要让和谐“看得见、摸得着”，要让“和谐社会”从一种理念变成一系列可操作、可测评的指标。

　　主持人：对于“和谐”的评价，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而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个方面来说，也无不是带有主观评价的成分。您为什么觉得和谐度是可以测量的呢？

　　乐正：人们对社会和谐的评价往往从主观体验、个人情感出发。对于老百姓来说，哪怕是社区收费、缴水电费、工作挨批评这样一些小事，都可能影响到喜怒哀乐，影响到对和谐社会的评价。即便如此，我认为和谐还是有据可“评”的。

　　曾经有人从“不和谐”的角度（诸如失业率、失意程度等）对社会作过反向的考量，那么我想，从正面的角度对和谐进行评测又有何不可呢？具体而言，我们以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生态文明6个一级指标作为“和谐尺”的“寸”，从中再细分出39项指标作为“分”，从而构成社会和谐度的一个综合监测体系。需要说明的是，和谐指标体系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具体指标的“新奇特”，而在于通过对既有社会指标、经济指标的整合和重组，为人们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可以观察社会和谐发展的立体视角。所以在这把“和谐尺”的“分寸”上，人们既可以看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住房面积、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收入差距这些常见指标，也可以看到性别平等指数、政府民主决策率、重复上访率等等这样一些从我国国情出发独创的指标。当然了，我们的指标体系还只是初创，有一个完善的过程。

　　和谐也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我们在设计评价体系时同样关注到了这一点。因为如果只是用客观的统计指标，用冷冰冰的数字来表达人们对和谐的感受，还是有明显局限性的。所以我们加了两个“民调”———两份问卷：一份是针对社会和谐程度，一份针对个人幸福感。有人跳楼打架，他会认为这是“社会不和谐”，其实这往往不是社会的问题，而是个人情感的问题。所以我们藉此也想做一点引导，即希望人们关注个人情感、个人心态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集体和谐、大众和谐和社会和谐；对社会和谐的理解要跳出个人体验的原宥，作出客观的评价。

　　主持人：据我所知，在和谐指标体系后，深圳还将推出“和谐指数”。那么，是不是有一天39项和谐指标“达标”，和谐指数打了高分，我们构建和谐就算大功告成了？

　　乐正：和谐评价永远没有“达标”的时候，和谐指数也别期望高分。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我们一心追求和谐，却对正在以不和谐的方式埋下的危机种子浑然不知。而民众有时候因为长期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对于周遭环境也会变得不那么灵敏。因此和谐评价指标体系的最大价值就表现在“公众监察器”上。通过它，政府可以了解社情民意，了解老百姓的真实感觉；通过它，百姓也可以检查考评政府工作。它不像GDP指标，没有一达标就“告一段落”的问题，因为和谐指标永远没有上限。指标的上与下，对政府更多的是一种参照和鞭策。对于和谐，我的理解是，它不可能有很大的质变，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也不会有立竿见影的量变，不可能像经济工作那样“一年一个台阶”。因此总体来说，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是一个长效机制，没有一劳永逸。

　　一个城市的和谐满意度不可能是个很高的分数。因为有一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即便社会和谐度提高了，也并不意味着矛盾就消除了。旧的矛盾消弭后还会有新的矛盾出现，只是在和谐的状态下，会有一个很好的对话、协调的调解机制。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在和谐的征程上快马加鞭。

　　主持人：和谐构建，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和任务。深圳在和谐指标化方面的先行先试，对很多城市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据我所知，南京、台州、宁波等地也在设计自己的和谐评价体系。那么您认为“和谐指标化”除了能够起到监测和谐的作用外，还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乐正：在我国，社会指标长久以来都处在一种被虚化的“参考”地位，“经济指标硬，社会指标软”的“传统”由来已久。政府在制定发展目标时，往往是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两张皮”，由此也造成了我们现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跛足”现象。所以我们制订和谐指标体系，希望能够打破这种习惯做法，将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做一个有机结合。这个指标体系不排除人均

　　GDP，但更多的是将一些在以前看来是“软”的评价指标加了进来，政府可以依此来规划工作，以前看不到的“和谐潜绩”可以量化为“和谐显绩”，从而激发政府构建和谐的动力和压力，让民众也一起感受和谐的发展和脉动。

　　所以，以和谐问责政府，我想这应该是和谐评价体系对以往社会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突破。人们可依此评价政府部门的政绩，可依此追究政府在公共治理方面的失责。因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政府公共治理的和谐。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公共治理的和谐与否。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和谐评价体系的诞生对政绩评价标准具有重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