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监狱设同居会见 女犯可与丈夫同居一天

　　春节期间，北京女子监狱挑选12名女犯与探监丈夫同居24小时。监狱方面说，服刑人员与配偶同居会见是一种体现对女性关怀、合情合法的会见方式。女子监狱开设“同居会见”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

　　“同居会见”不是关爱是“惯坏”

　　我要为给“女犯同居”之类“人性化关爱”泼冷水。对罪犯当然要讲人性化关爱，但是人性化关爱，应体现在监狱管理人员像父母对待犯错误子女一样地给予其改造、生活、学习等方面细节上的关心。而不是像发给孩子一粒糖果来哄孩子那样给予“同居会见”的奖励。

　　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投入狱中服刑，接受强制性劳动改造，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又何来“

　　对犯人实行强制性改造，目的就是通过剥夺其应有的权利和人身自由，这是对他们应有的惩罚，同时，通过强制性改造，让其反思自已的所犯罪行，洗新革面，重新做人。这本身就是法律具备的“人性化”设计的要义。如果滥用超越法律以外的权力，给犯人与常人一样的“同等待遇”，岂不违背了刑法的本意。

　　如果监狱都打着“人性化关爱”的旗号，乱开口子，给犯人种种“会见同居”之类“优惠政策”，那岂不成了“快乐的犯人”与在家何异？这既不利于震慑犯罪也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同时对于打击犯罪，防治犯罪极为不利。同时还会传递一个可怕的信号：“别怕，犯罪坐牢比家里都舒服，牛奶加面包，味道好极了！”

　　“同居会见”，不是北京女子监狱的“作秀”，就是滥用公权力的“新创意”。但无论“人性化”也好，作秀也罢，总不能让女犯在监狱里“抱着孩子谈恋爱”那般自由潇洒吧！那不是“关爱”，而是“惯坏”了。

　　同居会见怀孕了怎么办？

　　监狱有无为服刑犯提供与配偶“同居”方便的权力？诸如建设会见楼，制定会见标准，接受犯人申请，挑选一定名额的犯人等等，处处都“彰显”了监狱方的“权力”。但作为一项“公权力”，是不应该由一家监狱来创设的。“法无授权即不可为”，这是“公权力”运行应予遵守的底线。那么，“同居会见权”究竟有无法律依据呢？报道中已经回答了，“对监狱的同居会见，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这一创先性“开设”究竟该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呢？如果女犯同居会见是一项被认可且有推广价值的“人性关怀”，那么就应尽可能满足每位有此意愿且符合条件的女犯的要求。

　　而监狱方又该如何来“挑选”呢？据介绍，该监狱目前有近千名女服刑人员，她们分布在12个分监区。监狱将在每个分监区中，挑选1名表现优秀的女服刑人员，进行同居会见。看来，这个“同居会见”还是有指标的，不是每位女犯都能当然享有的。很显然，同居会见很可能被设计成一种奖励措施。

　　问题还不仅于此。让女犯跟探监的配偶同居，怀孕了怎么办？避孕好像不太好“强制执行”。即使他们都能自发自觉地避孕，也难免有失败的时候。监狱方是否继续“人性化”下去，给予“同居会见”过程中怀孕的女犯们以实现“生育权”的可能呢？随着“同居会见”的制度化，也许监狱方将考虑这一问题的解决。

　　同居会见符合现代刑罚观念

　　传统的狱制思想，监狱就是“肃威立敬”的，关押的都是“宵小之徒”，奉行重刑主义理念。从这个角度出发，任何对罪犯的“关怀”都是“人性化”的，都是可能招来批评的。

　　而按照现代刑罚观念，流刑、肉刑废除了，死刑也要废除。监狱的惩罚就是对犯罪人自由的剥夺，即我们说的自由刑，除人身行动自由权以外的权利，都是自由刑所不能剥夺的权利。这种认识的背景是社会对犯罪、对罪犯认识的加深。犯罪并不是完全个人主观理性的原因，有众多的社会背景，人人都希望幸福地生活着，罪犯也一样，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罪犯本身也是受害者。从这个角度，对罪犯的“关怀”就会理解成是归还其不当剥夺的必然。

　　监狱管理的特殊性在于，监狱与罪犯的法律关系首先是刑事法律关系，但狱政管理的运作，其实又脱不了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因此，在刑事法律关系里如何运作行政法律关系，考验监狱人的法律素养和智慧；如何看待这种运作，则检测着看待者的法律价值判断。目前在学界和监狱实践界一般认为，不能把任何人作为工具，故而不宜把罪犯当作警戒别人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因此认为“严格”而不让罪犯团聚同居是不合法理的。

　　所以，关于对以罪犯团聚同居为代表的一些“人性化”举措的争论，我们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问题，而是狱政管理秩序本位向权利本位转换的特定时期的特定问题，或许20年后将不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