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原副校长受贿案暴露高校基建问题

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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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办多起武汉高校腐败案件的武汉中检

湖北大学一角

　　2006年1月5日上午9时10分，湖北李金和涉嫌受贿罪一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当事人含泪认罪，干净利索的庭审只进行了24分钟便审结。 9时34分，庭审结束，法院将择日宣判。

　　李金和窝案只是湖北高校肃贪风暴的典型一例。2005年11月，湖北省纪委通报了近3年来10名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湖北大学副校长(副厅级)李金和受贿窝案成

为最受关注的焦点。

　　自供127万，检方锁定82万

　　李金和案发后，许多湖北大学的老师均表示对其不知情。一名老教授称，自己对学校行政圈内的事并没有太多关注，只是李金和案发后经媒体报道后才知情。

　　2005年5月24日，李金和因涉嫌受贿罪被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6月2日正式决定执行逮捕。

　　一知情人透露，武昌区反贪局最初认定李金和涉嫌受贿的金额只有9万元，可就因为这次敲山震虎，李向检方供述了大量司法机关没有掌握的事实。

　　据悉，李金和最初供出来的受贿金额有127万元，经检察机关认定后，证据确凿的有人民币82万元，美金4200元，但这足已认定李金和的受贿事实。

　　事后，李金和向检察机关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并退出赃款32.5万元人民币，2.7万美元。

　　今年54岁的李金和，毕业于湖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97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此后一路升迁，先后任生物系团总支书记、办公室主任、系副主任、系党总支副书记、校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后勤集团总经理、校长助理，最后“坐”到副校长的位置。而他从1998年之后，一直负责或分管后勤、基建工作。

　　庭审中李金和悔恨不已

　　2006年1月5日上午9时10分，李金和涉嫌受贿罪一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 9时34分，庭审结束。

　　24分钟的庭审过程中，法院按照校方公布的一份履历交代了李金和的身份。

　　随后，市检察院按照事前准备好的一份起诉书扼要地宣读了李金和的犯罪事实。

　　检察官指控，1998年1月，湖北省黄梅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负责人丁某，为感谢李金和在承包湖北大学某工程中的“帮忙”，先后12次送给被告李金和11.1万元人民币。丁某约请李金和到武汉洪山体育馆附近一家小酒店吃饭，随后送给他1万元的感谢费，李收下了。此后，他的权力越来越重，胆子也越来越大。

　　在1998年1月至2004年10月期间，李金和在负责学校教学楼、

　　庭上，李金和对检方指控供认不讳，含着眼泪说，“我没有好好地把握自己，起初是吃吃喝喝，后来就收点土特产，这样越陷越深，直至坠入深渊。”

　　在法庭宣布最后陈述时，李金和痛苦忏悔，“我后悔不及，希望法庭给我一个做回好人的机会。”

　　在2005年曾成功进行过两场“无罪辩护”的被告方辩护律师丁白杨称，李金和交代自己所犯罪行是“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因有自首情节，事发后已有悔罪，大量脏款已经退回，法院量刑时应依法酌情考虑。

　　庭审前曾考虑“翻供”

　　然而，据知情人透露，李金和在庭审之前曾考虑过“翻供”，对其中部分事实企图瞒天过海。正因为此次“不老实”之举，给“自首情节”抹上了阴影。

　　从检方掌握的事实来看，李金和受贿案是一起典型的权钱交易行为。行贿者利用饭桌、牌桌等机会多次跟踪行贿，甚至抓住被告在老家修养的机会进行，每次行贿在2000元以上，最多一次达10万元。

　　李金和事发后，湖北高校师生对李这条隐藏在高校里的蛀虫深恶痛绝。有人反映，李在做学工处处长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问题，对找工作毁约的同学疯狂罚款，从1000-3000元不等，而且是绝对不开发票的，要开票就没有派遣证。

　　一位熟悉李金和的人反映，李金和企图减少受贿金额来减轻将要面临的惩罚。然而在铁的证据面前，李放弃了翻供的念头，最终在庭审过程中没有作出任何反抗。

　　被告方律师丁白杨在庭审过程中认为，李金和与那些受贿后，将所获赃款挥霍一空的犯罪嫌疑人相比有明显区别。

　　了解李金和的人知道，李受贿得来的钱财大多用在了出国

　　出事前曾是“模范”党员

　　李金和事发前一直是学校领导中的“模范”党员。2005年4月29日，学校机关集中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傍晚6时50分，李金和提前10分钟早早来到了学习的会场，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学习。

　　在认真签到的同时，他不时和党员亲切交谈。报告开始后，他聚精会神地听报告并做好学习笔记。

　　当晚9时许，报告结束，不少老师见到李金和后连忙打招呼，“领导这么忙也来了？”他笑着说：“工作再忙，学习不能松啊！”

　　然而不到一个月时间，李金和便遭刑拘，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学校大会中公开亮相。

　　许多人都不会忘记李金和2004年述职时讲的一段话：“我夫人是车辆厂的下岗职工，好多人跟我说，把她调进湖北大学，我是说什么也不答应，我的哥哥、侄儿没有工作，他们叫我在湖北大学给他们找个临时工，我也没答应作为一个湖北大学的领导干部，我怎么能为自己和亲属来谋福利呢？”

　　听过他当时演讲的人说：“李副校长的讲话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高校基建“贪官”纷纷落马

　　在湖北省纪委近期通报的近3年10名高校“贪官”中，除湖北大学副校长李金和以外，还包括9名高校领导干部。

　　原武汉大学资产部部长、采购中心主任成金华，在负责该校设备采购及工程发包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12家供应商贿赂计40多万元。2005年1月，武昌区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

　　郭学理，原武汉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现年57岁，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在负责学校网络建设工作期间，先后收受网络工程承建单位、网络设备供应商提供的贿赂款30余万元。2005年1月，武昌区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资产管理处处长马振杰，利用负责学校大宗设备采购、招投标工作及项目验收等职务便利，于2002年9月至2003年12月间先后11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2万多元。2004年12月，武昌区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

　　刘其泰，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刘利用分管医院后勤、基建等工作的职务之便，于1995年至2002年先后收受业务往来单位及个人贿赂人民币22万多元。2003年12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又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

　　此外，湖北高校近期落马的贪官还有原三峡大学党委书记陈少岚、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网络与实验中心主任陈家华、原湖北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主任刘居富、原湖北省计划管理干部学院后勤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开明、原黄冈师范学院院长助理黄中贵等。

　　最近，刚出完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教育原来是一片圣洁的净土，而现在教育也腐败了，他感到很着急。1月12日，国内最早研究大学校长职业化的专家之一、武汉大学高教所胥青山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武大教授炮轰校长官帽

　　校长职业化可克服“短视”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高校建设后，我国高校得到了长足发展。但胥教授认为，中国仍没有完全建立起近现代大学制度，许多理念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显然，这与我国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胥教授说，校长职业化已具备许多条件，也有很大的必要性。从1998年我国高校扩招以后，许多高校已不满足万人规模，超级大学大量出现。作为这样一个小社会的校长，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或学者，更应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

　　高校校长职业化在国内外都有经验可借鉴。以现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为例，他就是从20多万封推荐信中的20多名入围候选人中遴选出来的。

　　把校长作为职业来看，就应从世界范围来进行遴选，而不应单纯地采用行政手段来任命。虽然遴选出来的校长也有任期，也有考核，但这与行政官员的“政绩”考核不一样，因此，它可以克服行政任命期间的短视。

　　遴选校长已破坚冰

　　目前，在国内大力提倡高校校长职业化并进行相关研究的，还有湖南师范大学原校长张楚廷、清华大学王继华等教授。

　　近期，我国也出现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2004年，华中师范大学从全国范围内竞选3名副校长，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某些学院从世界范围内遴选院长，这种竟聘制相对于过去来说，应是一种进步。如何形成一整套遴选机制，则成为许多高教研究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清华大学副教授蓝劲松在《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的论文中阐述了以下一套遴选校长的理想模式：

　　大学校长选拔的“内部机制”主要集中于大学选拔委员会(或董事会、评议会等)，与本校和外校校长候选人进行互动。这种互动受到大学历史、类型、层次与目标和政府及其管理体制等“外部机制”的直接影响，而这种“外部机制”又穿插了校内外各种影响因素，校长候选人的“学术背景”等个人因素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变数”。

　　胥教授认为，目前，高教界对大学校长遴选方式形成了初步的共识，只是高校改革的步伐仍受制于我国体制改革的步伐。要想在中国把这套遴选机制应用到实际中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高校腐败有三个“特性”

　　大学中存在的腐败明显地具有隐蔽性，在许多人心目中，高等学府是文化传承的圣地，高校中的腐败一旦被舆论曝光之后，社会上会一片哗然。

　　高校校长是政府任命，为突出政绩，许多高校领导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短期内出政绩，因而相应地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而这些“逼良为娼”的政策引诱了许多人走向腐败。因而，高校腐败具有政策性。

　　高校腐败又有很大的被动性，这主要体现在学术腐败上。如在高校职称考核评价体系中，往往需要论文、英语、学位等硬性的指标，这使得一些教师不可能无动于衷。

　　科研经费暗箱操作严重

　　“我国科研经费管理问题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胥教授一针见血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国现行科研经费分配上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情况。

　　我国科研经费主要来自纵向和横向两块，纵向主要来自国家投入，横向主要来自社会企业单位的研发投入。

　　从横向科研经费来看，许多学校出台的短视政策，让许多具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把捞取科研经费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如武汉某高校出台的政策就是：如能拉到企业研发经费，只需交校、院经费各5%，课题者可提取20%，剩下才用于科研，假如能拿下一个1000万元的研发项目，课题者本身就会获取巨大的回报。这为滋生腐败埋下了隐患。

　　而在如何分得国家投入这块

　　而没有招标的那一部分更是暗箱操作严重，许多人形象地描述为，跑“部”前进。

　　在高校内部的科研经费管理问题上，胥教授说，这又重新回归到校长职业化问题上来。分配科研经费不是撒胡椒面，不能平均分配，有限的科研经费应投入到具有很好发展前景的学科中去，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校长的眼光，毕竟校长具有这种支配经费的权力。

　　如果校长是一个具备各种素质的战略家，那他的视线就会高于只局限在某一学科领域的人。遴选这样的校长，就是校长职业化的重要课题。

　　本报记者 刘俊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