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摘登:解决困难群体之道转变农民身份

　　我国解决困难群体的问题必须从解决“三农”问题入手。目前国家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这次中央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响亮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命题，就扩大就业、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都明确提出要求，对“三农”问题予以特殊关注，加强政策的扶持和国家的财政投入，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这在目前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应当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民仅靠国家“多予”是富裕不了的，因为国家的支援是有限的，必须启动农民自己来致富，这才是基本出路，这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困难群体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其实目前农民自己正在走出一条转变身份之路，数以亿计的农民出去打工、外出经商或就地经商，这就是他们走自我解放、自我致富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所在。

　　农民身份的转变标志着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使处于自然经济的农民转变成市场经济的农民，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目前我国农民也正面临着这一身份转变，而且农民不是被迫而是自愿地实现身份转变。

　　“三农”问题成为我国一个老话题，长久解决不了有其历史原因，也有解放以后理论和政策上的原因。解放前我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农民是我国人口的主体；解放以后实行土地改革，农民得到解放，但不久就引进前苏联两种所有制理论，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于两种所有制有高级和低级之分，在资源分配上就不平等，农民与城市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待遇不同，人为地扩大了城乡、工农业和工人与农民的差距，使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使农民二等公民政策化。因此，只有在理论上废除两种所有制，在政策上一视同仁，使农民享受同等国民待遇，才有利于解决二元经济结构和二等公民身份的问题，也才能为解决农村困难群体问题创造条件。

　　对待农民一视同仁，只是为了解决资源分配不平等，为解决困难群体问题提供了一个前提，还需通过具体政策和制度来保证施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待农民外出打工和经商，在政策和措施上予以很大支持，但还感到有许多不足之处。农民在城市还受到不公正待遇，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工人的社会保障和公费医疗；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在社会上还受到歧视，得不到平等相待，回到农村后仍然是农民，并没有实现农民身份的完全转变。这主要是因为目前这些政策和措施带有很大临时性和单独性，没有一个全面的长期规划，这非常不利于农民身份转化。

　　将农民转变身份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各项措施的主要一环，因为农民转变身份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客体之物，人可以创造物，物不能创造人，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只要农民的观念转变就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创造出他们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

　　为了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笔者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应树立一个坚定不移的观念，即中国农民依靠土地是无法致富的。这是由两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决定的：一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耕地面积会越来越少；二是人口在不断增加，即分子在缩小，分母在增大，必然使人均耕地减少，不论从历史和现在看，人均耕地都在减少，这是不可扭转的。为了使农民致富，必须使绝大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去市场，留下少数农民去务农，他们才能富裕起来，从而国家才能富强。浙江的温州、台州人们的致富靠的不是人均不足三分地，而是离开土地去经商，利益的驱动使他们转变身份，普遍都富裕起来。

　　第二，制定一个全国农民转变身份的发展战略规划。农民转变身份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长期性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相互配合、共同协作进行。各个地区、不同行业都具有不同特点，应分阶段、分步骤、分类进行指导。在政策上应有一个系列规定，取消歧视性政策，一视同仁，要宽松宽容。如目前农民工是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作出了重大贡献，应享受城市职工的同等待遇，应加入工会组织，来维护合法权益和进行自我教育。进城从事小商小贩的农民，城市管理者对他们不应歧视、刁难，应平等相待，在政策上宽松，在经济上要扶持，应因势利导，使其有序经营。一些从事家庭服务和其它服务行业的农民工，他们已成为城市人工作和生活不可缺少者，为城市人提供了方便和时间，城市应予以回报，可分区、分片地给他们盖集体宿舍，低价出租，使其在城市有一个安定的家，这样既便于管理，又有利于其自律和他们的子女上学。政府还应免费对农民转变身份进行培训，使其增长知识和技能，在这方面的投资会比粮食补贴效果大得多，因为粮补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而培训所创造的财富是无限的。

　　第三，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农民转变身份的行政机构。这个机构负责整个农民转变身份工作的领导、督促、检查，协调各方关系，进行经验交流，推广先进经验，使农民转变身份的工作有序地顺利进行。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