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大教授在北京成立卖米领导小组 10吨米已售罄

　　“南马庄合作社大米协会卖米领导小组，今天正式成立！”1月15日，在北京北四环一个名为“乌有之乡”的小书店，中国农大教授何慧丽女士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她同时宣布，几周前从河南兰考县拉进北京的10吨无公害大米，已经销售告罄，另外10吨大米正在加急运送途中。

　　两周前还在为卖米愁眉不展，如今，这个“大米教授”却信心十足。“有些人说我

们不尊重市场规律，没组织，是盲动，好了，现在我们有组织了，销售业绩也不错，我们要坚持下去。”

　　何慧丽说，她相信城里人有一种返朴归真的需求，“既能买到绿色大米，还能帮助农民兄弟，城里老百姓为啥不乐意？”

　　这个“卖米领导小组”总共10名成员，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任名誉组长，何慧丽任秘书长，其他成员包括大学教师、书店老板、搞过粮油生意的商业人士、

　　一般的大米在生长期内都要施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而兰考无公害大米施用的都是沼液、沼渣、生物肥等有机肥料，遇到虫害也只能施用生物农药，含有有机磷的剧毒农药被严格排斥在外。据村支书张砚斌介绍，遵循这种绿色、生态的种植过程，使得生产无公害大米每亩地至少要减产15%。

　　兰考大米为何进京

　　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本来没想“进京”的。两年前，在兰考县挂职做副县长的何慧丽，在三义寨乡进行“新乡村建设”实验，南马庄的经济合作社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成立的目标就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通过合作社这个集体，统购统销，以改善农民生计。

　　过去一年，“无公害大米协会”经过统一购种、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发放无公害农药化肥进行生产，利用黄河水灌溉的优势，生产出了优质、生态、安全的大米。合作生产已经成功，下一步就是销售，“米卖不出去就不能说合作经济取得了成功”，何慧丽说，“而恰恰在销售环节困难最大”。

　　“卖米攻坚战”首先在洛阳、郑州等地打响，但开局不利。首先是进超市受阻，目前大小超市都要押金，小超市最低5000元左右，大超市最低3万元左右，还有占柜费，有的押货期半年到一年不等。何慧丽说：“超市的门坎儿太高，农民根本承受不起。”

　　再尝试搞“团购”，可南马庄的村民跑前跑后，反馈来的信息是：现在的单位，有的是发东西，但未必都发米。即使发米，人家有自己的老客户，凭什么换上你？

　　进社区“直销”也问题多多。因为成本高，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单价比当地普通大米贵了两三毛钱。在郑州苗圃社区，协会派了两个人守摊儿零售，5公斤装的大米，每天卖个五六袋，连两个人的生活费都不够。

　　“南马庄的农民硬着头皮转了一圈，到处碰壁”，何慧丽说，于是，让兰考大米“进京”，成了她这个来自北京的大学教授能想到的最后一个点子。而动用自己有限的人际资源帮农民卖米，也成为她这个前任挂职副县长义不容辞的责任。

　　谁不尊重市场规律？

　　因在北京为农民叫卖大米，何慧丽这个常年在基层做具体工作的学者，如今成了新闻人物。“有人说我和温铁军先生不懂市场，是个人英雄主义，是做秀，我感觉很无奈。”她说：“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我不明白，那些天天口头上为农民叫苦的人，怎么一到具体事上就不通情理了？”

　　最让她不理解的说法是：农民卖大米不是“成熟的市场行为”，即便大学教授帮忙也没用，因为这不符合“市场规律”。

　　“什么是成熟的市场行为？难道只有那种农民负责种地，然后被压价卖给小商小贩，再转卖给批发商、再进超市、再零售给消费者，这样一个庞大的被层层盘剥的链条，才是成熟的市场行为？”何慧丽认为，“这样的市场，就是排拒农民的市场，他们在生产环节利润太少了，根本没办法增加收入。”

　　“面对这样的市场，你说农民经验不足、素质太差，就有失偏颇，因为如果在农民那里有所谓‘市场规律’，其实就只剩一条”，她说，就是“优质不优价，增产不增收”！

　　在何慧丽看来，农业生产已经没有收益，而资金、化肥、农药、种子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等非农领域，还可以生成一定的利润。但是，这些领域中能获利的经济组织，由于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实际上成为各级政府和垄断部门的资产，其服务功能在大多数地方实际已经异化。所谓“七所八站”，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都更趋向于追求垄断性地占有超额利润，因而加剧了农业与工商业的交易劣势。

　　“经济合作社的功能，就是希望把分散的、原子化的小农集中起来，通过农民自己努力，把流通、服务环节的一部分利润，返还给农民。”她说：“要不‘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就是空谈了。”

　　新农村建设从“卖米”开始

　　自从去兰考县挂职，萦绕在何慧丽脑子中的问题只有一个：我能为乡村做些什么？两年下来，她没有结论，但学会了方法：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国情和基层常识相结合，就是“黑板上养猪，实验室里种庄稼”。

　　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她在兰考县六个乡镇的6个村进行了“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包括成立老人协会、文艺队、村民互助基金、经济合作社等，而帮南马庄农民卖大米，不过是这些繁杂工作中的一种。这些年来，她没怎么考虑成功或失败，一切都是“先干起来再说”。她给基层参与实践的干部和村民一句名言：“热爱丢脸，欢迎挫折，享受痛苦。”

　　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简单而纯粹的。“把乡村的精英分子团结起来，组建成自助合作组织，往小处说可以提高农村的经济收益，增收节支，让农村经济的增量留在农村，而不是随着市场的吸血管流向城市；往大处说就是提高乡村的文化氛围，增强乡村的凝聚力，为生活在乡村的人提供一个符合乡村自己的文化系统和价值系统。”

　　何慧丽心目中的“新农村”非常具体：在农村，人会想我们虽然没有钱，但是有青山绿水，有很融洽的人际关系，总之与城市相比各有好处，让大家感觉到这是自己的社会，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不是麻木感、疏离感。

　　这样的想象建立在一些基本常识之上：就算每年成功转移500万农村人口进城，到2030年，至少还有一半人在乡村，那时候十多亿总人口中还有8亿在农村；现在，农村已经破败不堪，到处是臭水沟，路坏了没人修，老人没人管，只剩下被市场淘汰下来的妇女儿童，进城打工的劳动力也只有很少的比例可以真正成为城里人，他们很大一部分还要回到家乡。

　　在何慧丽看来，那种“工业化和城市化将转移剩余劳动力，使农村人口只剩下5%或10%”的说法，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所以，必须从现在开始“新乡村建设”。

　　温铁军先生说，用脚去做学问。而何慧丽则把深入农村、和农民结合起来的过程，当做“自我改造的一条路”。“他们说，教授卖大米，是角色错位，失掉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矜持，而我不这么看，”她说，“我去过印度的卡拉拉邦，那里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手上有老茧，和农民一起做农话，脚上沾满泥巴，和农民吃住在一起，每次开完会把桌子一拼，睡在桌子上，这些都是那个国家鼎鼎有名的农业研究专家啊，你能说他们错位嘛？”

　　“欲化农民，先农民化”。何慧丽觉得，“卖米”是她的新乡村建设事业的又一个起点。 本报记者 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