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按照中央整党的部署，我省从7月份起全面开展农村基层组织的整党工作，预计年底结束。参加这一批整顿的农村支部共计26262个。这次农村支部整党的首要内容依然是:统一认识。在领导机关，统一认识主要是统一对改革开放和本行业本系统业务思想的认识。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怎样统一认识?我领会一是要提高党员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认识，把支部的活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二是要联系本村实际情况，找出一条共同致富的路子，围绕省委当时提出的“增收致富”和“增百致富”大讨论，
切切实实带领群众奔向致富的道路。
在那半年间，我和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去了毕节的赫章、威宁、纳雍、金沙以及遵义地区的遵义、湄潭、绥阳等县和自治县的整党地区调研，重点是看好的支部和后进的支部，中间状态的支部也看了一些。看后的感受是忧喜参半，确切地说是忧大于喜。我看到有少数或者应该说是极少数农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党支部的带领下短短几年间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一个能干而又眼里装着群众的支部书记。例如湄潭县核桃坝村，坡陡缺水，在支书何殿伦(劳模，党的十四大代表)的带领下先是兴修水利，解决了基本农田的灌溉问题，然后便根据当地土质，带头并带领全村农民大种茶叶。为了解决技术问题，村里办了技术学校，为了每户茶农的销路，又办起了茶叶加工厂，使群众的生活走上了富裕道路。然而多数支部虽然已经整党或者正在整党，问到整党的主要内容，也还零零碎碎谈出个一、二、三来，问到本村的致富之路，却又是昏昏然，不知其所以;问到党支部今后的活动，只会笼统地回答说是“坚持三会一课”。“三会一课”应以什么为主要内容却又回答不出来了，或曰:“按区乡的号召办吧”。这种地区的支书支委普遍文化偏低，年龄偏大。具体的数字记不清了，大约是60岁以上年纪、小学以下文化的占50%左右。这样的现状如果不改变，整党就收不到实际效果，整党之后也依然会回复老样，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它涉及执政党在农村的地位问题。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群众只能按上级的指示行事，心里不服口头上也得服，行动上更不敢越轨。现在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土地包产给各家各户了。农民的共同愿望是走富裕道路，而具体情况又千差万别:少数人敢富能富，走出了路子做出了样子;不少人想富不敢富，不知道将来还会怎么变;许多人想富却缺少致富的智力和本事，心高而富梦难圆。如此等等，党外如此党内也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如果不能满足农民的愿望，团结和带领他们走富裕道路，必将被他们视为可有可无，更不用说凝聚力和战斗力了。事实上有的地方已经出现“包产到了户，何必再要党支部”的说法。经过调查研究，我考虑得最多的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口号和形式(载体)，统一农村党员的认识，激发他们的行为。我不止一次地向当时的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谈过我的想法，他完全赞同和支持。他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目标就是要带领群众奔富裕道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在操作上，他赞同我们“简单易行”的设想。认为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其要这样。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我们分析了一些先进支部的特点，提出了开展“双带”活动的初步设想。“双带”即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都觉得这个口号和活动体现了新时期对农村党员和党组织的基本要求，口号简单明了，适合在农村推广。1987年4月9日至17日，我到黔南的都匀、三都、荔波等地进一步考察，适逢黔南州委召开县委书记会。我和到会的县委书记们用半天的时间座谈，议论农村整党后是否能以开展“双带”活动为村党支部的主要活动(不是唯一活动)，县委书记们一致赞成，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如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都要订出计划并落实到行动上等等。
调研设计阶段结束后，由组织部正式向省委写出在农村开展“双带”活动的意见。胡锦涛和王朝文等同志都非常赞同和支持，决定由组织部牵头在地县试点，取得进一步的经验后，再由省委下文在全省普遍开展。胡锦涛同志还特别强调，开展好这一活动，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有一个能带领群众致富的支部书记。他还举了他最近去过的道真自治县干树湾支部为例，干树湾是道真自治县的一个边沿山村，过去很穷。在支部特别是支书(全国民族团结表彰会的受奖者)的带领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几年间经济发展连续上了三个台阶，全村农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目前已作出规划向富裕进军。因此，在部署开展“双带”活动试点的时候，我们便特别强调了要建设一个好班子，选好一个好支书。采用群众的语言叫做选那些“有双带能力”的人进班子当支书。用干部政策的话来说就是，能带头致富说明他有才干;能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说明他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德的具体表现。所以是符合德才兼备这一用人政策的。“双带”试点提出后，得到各级党委的迅速响应。1987年“双带”活动名为试点，实际发展很快，道理很简单，它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体现了群众的愿望。用后来的语言就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工程。从1987年春天提出试点，到年末试点基本普及于全省86个县市区，遵义和黔南等地的一些县已经不是试点而是全县推进了。而且在实践中探索到了如何将这项活动开展得扎实有效的路子。例如党员要带头订出自己如何致富的规划，给群众做出样子;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方面，则由党员根据具体情况包干到户到片，建立责任制等等。许多地区还在乡里建立了乡党校，在村里建立党员活动室，利用这些阵地对党员进行政治和科技教育，交流致富经验，提高广大党员的“双带”觉悟和“双带”能力。时任遵义地委副书记的张世德和时任瓮安县委书记的肖永安等，都先后在组织部召开的“双带”座谈会上介绍过他们的做法和初步取得的经验。
根据“双带”活动在农村迅速发展的势头，1988年春天，省委决定正式在农村普遍开展这一活动。并由组织部召开了有各地州市分管组织的副书记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和修改省委的文件草稿，后来形成了“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农村深入开展‘双带’活动的意见”，以省发(1988)18号文件正式下发。至此，“双带”活动成了全省农村党组织的主体活动。有些地方还结合实际，在做法上有所创新。在此期间，还结合“双带”进行了后进支部的整顿和加强村级建设等，使村一级的面貌有了可喜变化。据20世纪90年代初期统计，开始走向富裕的村，占全省26000多个村的10%左右。胡锦涛同志调往西藏工作后，继任的省委书记也继续支持“双带”活动，并认为“双带”抓住了农村党建的“牛鼻子”。省委的其他领导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双带”活动受到了当时中组部领导的肯定，《人民日报》也曾为之发了消息。都认为“双带”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一种好形式。这项活动从1987年一直坚持到1994年或1995年才被“四个一工程”所取代，但有的地区直到21世纪初仍然在提“双带”的口号，可见它在农村党建中的影响之深。
将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回首审视当年开展的“双带”活动，是否可以认为:无论其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具体做法，都是符合中央以人为本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在前进，根据目前情况，在农村党建中采用什么更有效的形式应当与进俱进。但在当前农村正在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之际，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也许是有所裨益的。
作者：龙志毅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