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键词只涨利润不涨工资

　　背景江苏副省长批评“只涨利润不涨工资”

　　据新华社1月11日消息，“一提给职工涨工资，就有干部说工资高了影响投资环境，企业负责人就跟着说工资成本太高，企业难以为继。这实际上是个糊弄人的托词。”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11日在全省劳动保障会议上，批评一些企业长期“只涨利润不涨工资”的现象。

　　吴瑞林结合自己在企业的工作经历说，很多企业用来公关的费用可能比职工的工资多得多，部分企业如石化行业职工工资只占到企业成本的4%左右，大多数企业也不会超过两位数的比例。所以说，“成本论”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离实际情况差的很远。而“投资环境论”，实际上是片面的政绩观在作怪。

　　直评请亚当·斯密为吴瑞林副省长作证

　　从统计数字来看，吴瑞林的话绝不是无的放矢的：中国的ＧＤＰ近年来一直以9％左右的速度奇迹般增长，但工人工资却不仅基本没有增加，其占ＧＤＰ的比例反而呈相对下降的趋势：1989年是16％，2003年则为12％。这是极不正常的，显然有人为压低的因素，即便是现在立即就开始涨工资，也不过是向合理水平回归而已。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04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把握全球优势》中的数字，目前美欧工人的小时工资是15至30美元，中国工人的小时工资低于1美元。

　　当然，也有人对吴瑞林的话不以为然。有网友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涨不涨工资是企业的事，轮得到省长来指手画脚吗？”这句话貌似有理，其实却站不住脚。因为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是不能只追求利润而不顾其他的，而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劳工权益正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项主要内容。自1983年以来，美国已经有一多半的州修改了公司法，要求企业不仅要对股东的利润负责，而且要对包括雇员在内的广大“利益相关者”负责。吴瑞林的话其实是在督促企业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正是市场经济中省长该做的事。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市场经济中，单靠政府的督促也是不能完全有效地保护职工权益的，政府更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工人和老板博弈的能力：一是要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失业救济制度。很显然，如果一个人一失业就立即陷于冻馁，那他是不敢和老板讨价还价的。二是要赋予并且保障工人能够有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争取合理工资和其他权益的权利。可以说，敢不敢、愿不愿、想不想采取这样两条措施，是考验一级政府是不是真正关心工人权益的试金石。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一句话来为吴瑞林副省长的话作一个旁证，同时也对那些以种种借口反对提高工人工资的官员、老板做一个批评。亚当·斯密是这样说的：“充足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充足的劳动报酬发出怨言，就是对最大公共繁荣的必然结果与原因发出悲叹。”

　　摘编自《中国经济时报》1月13日文/郭松民

　　求是涨工资影响投资环境吗

　　经济学家李剑阁不久前讲过一番话。他说：“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要说，这种投资环境论在基层地方领导中盛行并成为一种指导思想，已非一日。这种论调不只认为工资不能涨，劳动者其他权利的诉求，如劳动安全、健康卫生、劳动强度，都是可以以此一口回绝的。

　　《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一书说：“劳力便宜惊人的柬埔寨，为何少有企业家去投资创业，经济凋敝如故呢？而美国劳动力贵得惊人，为何每年国外投资仍居世界前茅，欧洲每年有大量的钞票流向美国呢？”作者高小勇用交易成本来解释这一现象：“一个国家的贵贱如何，是否便宜，主要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美国企业与雇员间的生产成本虽高，但与之打交道的政府与服务企业的交易费用却相对低，像它的电信、邮政、金融、保险、自来水等服务企业亦非垄断。”他还拿山西、河南与广东、浙江作了对比，山西、河南因交易成本高而令投资者畏而远之，广东、浙江则因交易成本相对较低而获得迅速发展。在我看来，这里的交易成本正是投资环境的一个方面，而劳动力是否廉价则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

　　劳动力廉价，并不意味着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在权利上是不对等的，一个没有劳动者权利的投资环境绝对算不上一个好的投资环境。这些简单的道理，一些地方领导不会不懂，吴瑞林一语中的：投资环境论是片面的政绩观在作怪。一些地方政府追求招商引资的规模与速度，不惜以牺牲劳动者的正当权利为代价，而很少在营造真正的投资环境即降低交易成本上下工夫。

　　一个不尊重、不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投资环境，当然也具有某种特别的吸引力。比如会引来一些见利忘义的短线投资者，但这既无助且有损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

　　摘编自《潇湘晨报》1月13日文/翟春阳

　　辨析哪些才是企业必需的成本

　　综观批驳“不涨有理论”的言论，主要有两种。

　　有论者说:“我们不能吃一辈子‘廉价劳动力优势’，更不能干一辈子‘八亿件衬衫换别人一架飞机’的低端买卖。”这话能说服老板和经济学家吗？我是搞企业的，我觉得这样做能降低成本能赚钱就这么做了，只要合法。事实上，我们搞市场取向，就得相信“理性的经济人”，相信投资者、经营者会审时度势，来决定企业的经营策略和赢利模式。如果他们感觉到了“低端买卖”做不长，或重视人力资本开发能带来更多利润，自然会改弦易辙未雨绸缪。

　　第二种观点即以吴副省长为代表的言论。吴副省长拿企业的公关费用来与职工的工资相比，说前者比后者多得多，似乎只要削减前者，拿出一部分用于后者，职工工资就可以大大提高了，而企业成本总额不用增加。

　　企业的成本是可以分为许多子项的。哪些子项是刚性的，只能增不能减，哪些子项是弹性的，可以压缩到最低？吴副省长的想法与一些企业老板的结论可能截然相反。“公关”多半是“攻官”，目标指向掌握实权的人，他们的选择偏向可以决定企业的兴衰存亡，而打工者基本没有谈判能力，要他们方就方，要他们扁就扁，不服气就请卷铺盖走人，不愁没有人接岗。两相比较，投入成本何者刚何者软，不假思索而可立判。

　　问题的关键是：哪些成本项目才是企业所必须负担的？若继续容忍“公关”(“攻官”)费用长期畸高且保持不断增长态势，被挤压的职工工资就只能长期保持“稳定”。

　　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政企真正分开，政府职能切实转换，由占有和配置主要经济资源，直接操控经济运作，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依法监管市场，才是根本性的对策。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1月14日文/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