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创新主体只能自己掌控

　　在中国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没有理由不培育我们自己的企业，更没有理由不让我们的企业在自主创新上有所突破

　　“在中国寻求并购对象的跨国公司，关注的是那些归地方管理的从前的部属企业。和纯粹的地方企业比起来，它们底子好，而且，和中央企业不一样，这样的企业，跨国公司才有啄喙的机会。”1月14日，本刊学术顾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企业与政府研究所路风

教授这样告诉记者。

　　上周，路风教授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介绍说，在会上的分组讨论中，他曾直言不讳地说黑龙江的两个煤机企业不能卖给外资企业。当时，黑龙江省的最高领导层都在现场。

　　救一家是一家

　　那两家企业是鸡西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和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都卖给外资企业了，自主创新由谁自主呀？”路风教授的观点非常明确，“这两家企业在煤机行业属于排头兵企业，外资收购后不仅会垄断我国煤机行业，还可能危及国家长远利益和经济安全。”

　　黑龙江省的有关领导会后向路风教授表示，在看企业的改制报告时，模模糊糊地觉得把这样的企业卖给外企有点不妥当，现在，听了教授的发言，终于完全明白心里不塌实的症结所在了。

　　种种信息表明，这两个企业被卖掉的可能性已经比较小了。其实，这已经不是路风教授第一次“挽救”即将出卖的企业，此前他已经成功参与“挽救”杭齿和厦工。他说：“救一家是一家吧。”

　　2005年，厦门市政府曾背着厦门工程机械公司的管理层，与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工程机械企业卡特比勒秘密谈判，准备把厦工这个占据中国装载机市场份额第一、销售额连年以30％速度增长的企业廉价卖掉。无独有偶，在地方政府的直接操纵下，中国最大的专业齿轮制造企业，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即原杭州齿轮箱厂，也差点被卖掉。

　　中国市场的力量

　　煤机企业以及工程机械企业受到跨国公司的关注，源于中国巨大的煤炭市场和建筑工程市场。巨大的市场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供应。黑龙江的两个企业分别占据了中国采煤机和煤炭掘进机市场份额的30％～40％，而厦工已经成为全世界产量最大的装载机生产厂。

　　“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这些企业无疑已经是生产利润的金牛，任何公司买走后，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等着赚钱。”路风教授说。

　　本刊学术顾问高世楫博士曾经做过中国工业化成本的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南水北调工程要打通近500公里隧道，再加上各城市地铁工程的上马，在10年～20年期间，仅在中国境内需要打通的隧道就有上千公里。即将开工的宜（昌）万（州）铁路更是一路隧道。

　　“这样巨大的需求，将使以掘进机为主的制造设备的成本大大降低，并产生第二阶规模效应。”高世楫进一步解释说，对于生产一般最终产品的企业来说，规模大的话，可以降低为生产而产生的机械设备的投资成本，这是第一阶规模效应；而规模巨大，则可以使设备的成本降低更多，产生的就是第二阶规模效应，并最终使中国工业化的成本大大降低。

　　“这样的市场条件没有理由不培育我们自己的企业，更没有理由不让我们的企业在自主创新上有所突破。”高世楫博士说。

　　产权改革非万能

　　采访中，路风教授向记者讲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黑龙江的那两家企业曾参加由发改委召开的座谈会。谈及企业改制的时候，他们明显地表现出对卖给外资的不情愿。而当路风教授问，如果把企业卖给你们自己能不能把企业搞好时，他们立刻声音响亮地回答：“肯定能。”

　　在徐州重型机械公司路风发现，1993年到1999年期间，这个国有企业连续严重亏损，以至于市委办公会都做出决议让其破产，由于企业规模太大，市里“破不动”而留了下来。1999年，公司换了领导班子。6年过去后，该公司成了世界上产量最大的起重机厂。

　　“这个企业让我重新认真思考国有企业能否做好的问题。”路风说。

　　高世楫博士听完这些故事后，提醒记者应该好好看看路风教授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国有企业转变的三个命题”。

　　路风教授介绍说：“我提出的国企的三个命题是：社会主义企业有一套特殊的制度结构，起源于政治体制；在这套制度框架下，国企形成特殊的社会关系结构，比如‘铁饭碗’等，并形成一个基本的后果：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缺乏管理控制，通俗的说法就是管理者管不了人；市场经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国有企业的改造需要一个独立的组织转变过程，产权并不直接起作用，因此，国家没有必要简单地放弃国有企业。”

　　动了产权，国企就一定能改好吗？这个问题或许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