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提出民间对日索赔新思路

　　“我们将改变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思路，从原来的到日本法院起诉，改为在国内起诉”，著名爱国人士童增在1月18日在北京东方广场举办的“全球网上有奖征集抗战证物”颁奖发布会上说。童增因其收藏的一万八千多封对日索赔信而在该活动中荣获特别奖“民族气节奖”。该活动由中华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记协新闻发展中心、光明网四家单位共同举办。

　　童增，祖籍湖北黄陂县，1956年出生于重庆。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童增考入了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北京一所高校任教。1986年，而立之年的童增又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法硕士学位。

　　1991年，北京大学国际法专业研究生毕业的童增上书中国人大，提出那份著名的《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书中，童增以一个国际法研究者的严谨态度回顾了人类战争与战争赔偿的历史，尤其是从中国法律、日本法律和国际法的角度，对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这两大战争法概念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释。

　　童增指出，我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建交时放弃的战争赔款，实际上指的是国际法所说的战败国应向战胜国政府按和约规定支付的那一笔款项，它并不包括受害赔偿这一只能由战胜国民间受害者担任主角所应得的那一笔战败国政府应支付的款项。他援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雅尔塔协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论证了战败的侵略国向战胜的被侵略国支付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的国际合法性。

　　意见书在人大代表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省的代表团很快进行了讨论，并正式向大会提出议案，但由于提案截止日期已达，未被列入这次会议的正式提案中。一年后的1992年3月，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贵州代表王录生和安徽代表王工领衔签署的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正式提交大会，并最终被列入此次大会的正式提案。

　　1992年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讲话：“中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1992年4月，江泽民同志访日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

　　之后，越来越多的战争直接受害者或间接受害者站了出来，一宗又一宗向日本国索赔的起诉书被送交到日本法庭，这其中大多数受害者都得到过童增的帮助。

　　受日本右翼势力的影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诉讼一直无法取得公正的判决。在不断在日提起诉讼的同时，童增先生就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鉴于日本政府对待侵华历史不道歉、不赔偿、不认账的态度，对日索赔在日本起诉获胜的可能性已经很小。由此，他提出了在国内法律体系下进行索赔诉讼的新思路。“就司法管辖权而言，当年日本犯下战争罪行的地点就在中国，更何况，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遗弃的毒气弹仍在危害中国人的生命。中国法院对相关案件有属地裁定的权利。”童增认为，“经过十年中国对日索赔诉讼，把索赔官司搬回国内打，从理论上讲，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童增希望通过国内诉讼，打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不能胜诉的坚冰，把对日索赔工作引向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期待着，童增的这种新思路将为民间对日索赔工作开辟出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