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时报：2006年廉政要拿县处级开刀

　　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在《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中曾说，腐败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据有关部门统计：2005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6509 件，查处42225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8.29亿元。其中，大案17726件，占立案总数的48.5％；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856人被查处，同比上升9.7％。

　　反腐专家邵道生说：在社会剧变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我们不熟悉、不了解、不知道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特点” ，腐败势力还很强大，这些问题也绝非靠一个两个“战役”就能解决的。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今反腐败的形势“仍很严峻”。

　　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书也指出：“当前我国还存在诱发和产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今后一个时期腐败现象仍有易发多发的可能。”

　　腐败这一恶性肿瘤如同瘟疫一样在共和国的躯体上四处蔓延。小到乡镇村寨的芝麻官，大到厅局级、省市级高级干部，受贿、贪污金额动辄几百万、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人民币，疯狂敛财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廉政风暴，蓄势待发

　　针对这一现状，2005年年初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构建了完整的反腐倡廉工作战略和体系；当年12月14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式生效，这两大事件标志着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在国内和国外两个战线都有了完整的战略布局和通盘规划，并且实现了国内国际两盘棋的整合。

　　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总结回顾了200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基础上，对20 06年的反腐倡廉和纪检监察工作做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要求。强调反腐败斗争包括廉政建设在教育、制度、监督这三个方面都要并重地进行。

　　会议特别提出今年是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州)、县(市、区)和乡镇党委换届年，要切实加强对换届选举工作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跑官要官行为和选举过程中的各种违纪违法的非组织行为。

　　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专门做出专题讲话，指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要继续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必须继续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

　　2006年，一场席卷全国的“廉政风暴”即将全面展开。

　　买官鬻爵，还能走多远

　　香港《亚洲周刊》刊载的《中国反贪斗争任重道远》一文说，政府惩治腐败的能力是衡量现代化的标志。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扼制腐败的能力，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崇高的政治理想之下的自我约束和毛泽东雷厉风行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贪官所产生的威慑力，当时的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清廉”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随着商品时代的来临，中国官员的腐化规模和速度却惊人地高速增长。

　　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在“一张条子”可以换来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利润”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不能买卖的？

　　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创造了中国买官卖官的一项新纪录。他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在其所管辖的绥化市建造起一条盘根错节的“官场腐败生态链”，在绥化官场，凡是想“生存”得好一点、“发展”得好一点，就必须进入这条“腐败生态链” 之中，否则可能就会被官场所淘汰。

　　马德将市委大院成了乌纱帽的“批发部”。从1995年至2002年的4月，他收受贿赂共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成为每天收入上万元的市委书记。

　　原

　　被判处死刑的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在担任阜阳地市主要领导期间，竟然形成“要把官做大，必须把风气搞坏”的荒谬逻辑。当地官员歪风邪气盛行，由造假而跑官要官，继而买官卖官。案发后，阜阳市先后有10多名厅局级干部、10多名县处级干部和相当一批科级干部因腐败问题被查处。

　　在如今的阜阳，一些人开始学习王怀忠，不“

　　专门从事反腐研究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 星 斗指出目前国内买官卖官的四大特征：范围扩大化、买卖市场化、方式多样化和数额规模化。成规模批发乌纱帽现象日益增多，标志着腐败的升级。买官卖官已经成为滋生腐败的“超级疫原体”。

　　一把手的美妙感觉

　　前几年有人说过一个笑话：中国搞垮美国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不用核武器，不用战争，只要派一百名县委书记到美国任职，就会搞垮美国，花垮美国。

　　在现有的官员腐败案中，县委书记成了“重灾区”。原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保安，上任短短8个月，即不断调整干部，大肆卖官索贿，查实受贿金额118万元，另有570万元财产来源不明。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武保安及其妻子多次感慨万千：“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从这番感慨中可以看出，对“一把手”权力约束的缺失，是买官卖官愈演愈烈的关键。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制度是纸面上的东西，而权力却是实实在在，尤其是在权力失控的情况下，制度往往会节节败退。

　　“一把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一不二，意味着一手遮天。在目前的官员腐败当中，各地区的党政“一把手”成了腐败的高危人群，湖北省纪委的一份资料表明，2001年以来，该省纪委自办案件44件，其中涉及“一把手”的案件就有 23件，占52.5％。越是“天高皇帝远”的地县一级城市，其党政“一把手”的腐败案发率越高。

　　在现有体制下，对“一把手”的监督几乎到了失控的地步。从吉林白山系列腐败案到黑龙江绥化马德案，从四川南充市原高坪区委书记杨毓培案再到武保安案，无不印证了这样一条“官场铁律”。绝对权力必将滋生绝对腐败。如何加强对地县一级党政干部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已经刻不容缓。

　　制度和规则

　　美国前沿领导机构的总裁罗伯特·弗能说：“作为人本身都是有腐败的倾向，所以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人的本性。我们不能把权力太过集中，因为权力本身是会带来腐败的。或者是把它集中在某一个小集团里，怎么样把权力比较分散，而且有监督的功能，这是很重要的。”

　　从程维高、刘方仁，到田凤山，可以发现他们一个的共同悲剧在于，他们的权力过大又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根本无法控制人身固有的腐败倾向。在诱惑和欲望面前彻底屈服，将原先的人生追求和信仰全部抛弃，在腐败的路上越走越远。

　　现代中国民间流行一个俗语：“一届打基础、二届变腐败、三届大贪官”。成为现代社会中的腐败分子、贪官污吏为官“三步曲”。没有一个严厉的措施，这些人手中的权力便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失控、频繁地造成决策失误。

　　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要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既要高度重视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又要高度重视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既要高度重视党内监督，又要高度重视党外监督，形成对权力运行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完整而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当前的腐败现象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一桩桩被揭露出来的腐败案活生生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政府公信力遭到空前的危机。而更可怕的是贪官队伍的年轻化和社会成员对腐败的沉默甚至漠视。我们确实正在被腐败的噩梦困扰。而且，不知道还会困扰多久。

　　日前，国家监察部副部长李玉赋说：“要让腐败者身败名裂倾家荡产”，可以说是振聋发聩。随着查办马德掀起的廉政风暴，很多人认为这里的官员已成为“高风险职业”。绥化市第一次以常委投票方式产生的某县县委书记，到任半年就离职 “改行”。原因就是他觉得“风险太大”、“太可怕”。

　　中国反腐败斗争正在发生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变化，在严肃查办高中级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同时，高度关注基层干部中的腐败问题。中央纪委已经提出，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坚决惩处基层腐败，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从1995年查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开始，先后有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王乐毅、王怀忠、李嘉廷、张国光、田凤山等一批腐败的高官显贵落马。仅2005年，受到党纪处分的省(部)级干部就有13人。

　　今年1月1日，全国检察机关启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建设、金融、教育、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行贿犯罪“黑名单”全国联网，也就是对行贿污点的公开曝光。这将对遏制商业领域的贿赂犯罪产生积极而深远的作用，对于促进

　　孟子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心不顺，那么社会就难以稳定。只有解民忧、顺民气，国家才能走向和谐。铲除官员腐败，还政府以公信力，是获得民意支持的根本保障。所以，2006年的“廉政风暴”，将会是关键的一课。文／陶嘉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