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眼里不容“假”

　　他不是公安，却需要像公安一样蹲点、跟踪、取证。他不是战士，却像战士一样勇敢、坚强。他叫马爱民，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扫黄打非”办主任。

　　为了给大家一个健康的文化市场，他乔装打扮混入非法印刷黑窝点暗访；他只身查访，一举打掉太原市22个假记者站。9年来，他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先进个人；2005年，他又被省政府授予首批“山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2005年12月19日，

新闻出版总署和省委宣传部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和全省新闻出版行业学习马爱民的先进事迹。

　　重点城市每年暗访三次，一般城市每年暗访两次

　　2005年12月29日14时，祁县乔家大院门前。

　　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还没有停稳，十几个当地妇女就围了上来。在嘈杂的招揽声中，两个游客模样的男子从车上走下来。“要不要发票？”看着游客径直走向景区，众妇女争先恐后地跟了上来发起攻势。

　　行走过程中，两个男子逐渐拉开了距离。走在前面的那位男子年龄偏大，大约40多岁，皮肤黝黑的他表情严肃。当他身边只剩下一两个人的时候，妇女变魔术似地从怀中掏出一叠光碟来。看着这些封面全是色情画面的光碟，他的眼里掠过一丝严厉。

　　18个小时后，一份题为《祁县乔家大院周边游商销售淫秽光盘又呈泛滥之势》的通知书下达到晋中“扫黄”办。原来，中年男子也不是普通的游客，而是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扫黄打非”办主任马爱民。那天，马爱民不是去旅游，而是去“暗访”。9年来，类似的暗访马爱民经历了无数次。马爱民对自己有个规定：重点城市每年暗访三次，一般城市每年暗访两次，全年用在暗访的时间要在90天以上。

　　每次暗访后，马爱民都要细致地画出当地非法出版活动的分布图。图上不但会标注出不法店铺的店名和位置，甚至连非法出版物藏在哪个柜子里或者谁家有狗，都会注释得清清楚楚。很多时候，当地主管部门在收到整改通知的同时，常常会收到一份非法摊点的分布图，执法人员按图索骥，就能够把不法摊主一网打尽。

　　作为执法人员，该站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站出来，该豁出去的时候，就得豁出去

　　2005年12月28日，马爱民在临县两个初一学生的书包里，发现了非指定版本的教科书。1月4日，2006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一份要求“查处临县私立学校从非正常渠道定购中小学教科书”的紧急通知，下发到吕梁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

　　查处令中非常具体地写道：“据了解，临县现有私立中小学校70余所，学生两万余名，其中绝大多数从非正常渠道定购教科书。其中，利民学校初一至初三年级各250套、刘家会宏源学校初一至初三年级各220套、林家坪同德学校初一至初三年级各140套……”

　　这样的通知书马爱民不是第一次下发，但每次下发都像第一次那样愤慨和沉重：“太不像话了，竟在孩子身上发横财！”

　　2002年9月17日，马爱民收到某县42名初中一年级学生联名举报学校使用盗版书牟利，在举报信的最后写着：叔叔，来管管我们的老师吧。这封特殊的举报信深深地震动了马爱民。从那时起，他以一种无畏的姿态，投入到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调查之中。3年多的时间里，他对我省130多所学校进行了调查，发现有25所学校在使用盗版教辅。

　　为了能够挖出印制这些盗版书的根子，马爱民还经常涉险暗访印刷黑窝点。2001年5月初，省“扫黄打非”办锁定了临汾一个非法印刷窝点。2001年6月的一个晚上，马爱民扮成书商，和不法分子接上了头，刚走进那个3米高墙围起来的大院，“咣当”一响，黑色的大铁门就被锁上了，漆黑的夜里，这个“咣当”声令人胆战心惊。紧接着，四个黑影呼地一下把他围在中间，厉声问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谁介绍你到这里来的？”

　　“把全身的衣服脱掉!”

　　一帮人不由分说，把马爱民浑身搜了个遍，连鞋袜也没放过。可是，从这个“地道书贩”身上，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破绽，马爱民借此摸清了3个库房里有12万册的非法图书。

　　卧底过程中，同志们都为他捏一把汗。马爱民却说：“作为执法人员，该站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站出来，该豁出去的时候，就得豁出去。”

　　近年来，由他亲自查处和督办的案件中，仅非法教辅就收缴了600万册。如果这些非法教辅流出，全省中小学生可达每人一册。

　　改变一个案子的结果并不难，可我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干了

　　2003年8月，临汾“扫黄打非”办协调有关部门，在进出临汾的收费口，对挂有“新闻采访”牌子的车辆和持记者证过卡人员进行了检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查出假“新闻采访”牌子80余块，假记者证20余个。得知这个消息后，马爱民非常震惊，当即决定对那些“胸前挂着照相机，手中拿着采访机”招摇撞骗的假记者，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

　　2004年年初，一个名为《警视专刊》的非法编辑部引起了马爱民的关注。打探到该编辑部确切地址后，他立即行动，扮成太钢下岗工人去“应聘”。应聘中，马爱民发现，这家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警视专刊》编辑部非常隐蔽，楼下摆着铲车和挖掘机，楼房明面上打出的招牌也是做重型机械的销售租赁，可“编辑部”里，气氛却非常嚣张：保安成群，墙上仿警服、仿警具齐全，对陌生人的盘查非常严格。就是这次“深入虎穴”的暗访，使马爱民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后来的取缔行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此后的日子里，马爱民和他的战友们日夜兼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取缔了《法制新闻》（B刊）《现代教育》《创业中国》《中外市长》等各种非法报刊社、记者站、工作站22个，揪出涉嫌诈骗的假记者18名，有力地维护了报刊市场的正常秩序和媒体的社会公信力。

　　“扫黄打非”工作就像割韭菜，割掉一茬，冒出一片。2004年刚刚抓获了18名假记者，2005年9月28日至10月10日，执法人员就在临汾市的一个收费站查出150个假记者证和21块假“新闻采访”牌子。同样，2005年11月28日，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执法人员又在太原市许西收费站查出14个假记者证。

　　作为一名“扫黄打非”工作者，不能说手中握有多大的权力。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案子而言，他们是重要的执法者。托关系、找熟人、给好处的事情，马爱民经常遇到，但无论面对何时、何地、面对何人，马爱民总是那句话，“改变一个案子的结果也许并不难，可我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干了。”

　　本报记者刘剑(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网络编辑：赵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