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张玉林)在不考虑农民流动因素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的“老人问题”原本已经出现。
第一，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平均寿命的增加，农村的“老龄化”进展迅速，按照65岁
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衡量，农村的老龄化率2000年已经超过城镇。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农村老人的绝对数量会继
续增加。
第二，应该受到公共财政大力支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依靠子女养老的他们又遭遇年轻一代“孝道
”观念弱化的冲击。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农村老人中，只有2.8％的人(在城市为65％)拥有“退休金”作
为生活来源，靠子女供养者占86.1％。而大量的经验资料表明，赡养纠纷增加，子女们已经难以再成为令人无忧的依靠。
在这种背景下，这个群体又要面对子女离乡的新问题。如果说注重经验的传统农业文明的衰落意味着老人地位的下降
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青壮年的大量流出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庞大群体的弱势。固然，从积极的意义上讲，青壮年的外出务
工将有助于提高其经济上赡养老人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否确实会转化为现实的供养水平，还留有疑问。
从表面上看，农村的衰落、解体乃至终结，在西方和东方的工业国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而且被一部分学者看作
是文明演进的自然结果或“普遍规律”，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似乎就意味着对农业和农村的取代和否定。但是，稍加考察
可以看出，与西欧和美日等国家在不同年代出现的农村人口／劳动力的外流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相比，1980年代以来
的中国农村的状况都更加独特：一面是外出者无根飘零，一面是“留守者”们同样的无助。“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
人的增加，意味着传统小农家庭的断裂，城市化从根底上加速了传统农村社会的解体。
鉴于问题的深层动力主要源自我国独特的城乡分割体系和大城市推进战略，也就促使我们重新面对“离土不离乡”这
一重大的学术和政策课题。
如果说确实只有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那么，有必要重新温习和进一步研究费孝通先生
当年提出的“离土不离乡”命题，是否应该站在家庭、生活、人性的角度，通过宏观而又具体和系统的政策引导来推进农村人
口的就地就近转移？
(本文摘自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论文《离土时代的农村家庭——“民工潮”如何解构乡土中国》，略有编辑。未
经作者审阅。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