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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6年，张医生就开始向纪检、卫生部门反映安医大附院的回扣问题，六年前其向《人民日报》举报。“有很多次妥协机会，但我都放弃了。作为医生，我本该多学医术，全身心投入到治病救人的事业中去，但我却‘不务正业’，走上了一条反对医药回扣的路。”三年来，他还化名把收到的回扣4万多元捐出给失学儿童，“带血的善款”。（1月19日 《第一财经日报》）
王学进（职员）：现在去考究这笔善款的道德是非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去追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状。从报道中得知，张医生一开始就没把捐款当作是善举来看，而是将其视为收集医药回扣的证据。几年来，张医生不断的投诉、举报、取证，结果却不了了之，医生该怎么收还是怎么收。这说明了什么？
吴帅（医生）：医疗界有良心的医生不少，而惟独缺少的是此种“堂吉诃德”式的抗争精神和斗士气质。妥协，随大流，甚至是助波推澜，是我们的整体性表现。但是，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某一个“堂吉诃德”就能扭转一个不良的风气，就能把体制漏洞给堵上。
魏文彪（编辑）：张医生面对的确是制度性的痼疾，是以一人的微薄力量向一个腐败体系挑战，但这并不能够得出这种抗争注定无效的悲观结论。因为良心拒绝及直接抵制即便暂时无力，但它是就不良风气与不公正制度对社会发出的一种提醒与警告，这种提醒与警告的持续可能引发社会的关注，最终导致非正义现象与体系的土崩瓦解。
应该承认以个人力量对付制度性非正义的艰险性，但这不应当成为个人可以随波逐流的借口。只有坚持从自身开始，对不正之风进行良心拒绝与抗争，才可能缩小其生存空间及存在时间；相反，如果对非正义“坦然面对”甚或同流合污，实际就是在助纣为虐，为非正义推波助澜，就是对非正义的纵容及助长。
单士兵（市民）：这里，我想到了一部极其著名的美国经典电影，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肖申克的救赎》。讲述的是一个叫安迪的银行家，被当作杀害妻子与情夫的凶手送上法庭，误判为无期徒刑。在狱中，安迪获知了典狱长贪污、受贿的内幕。典狱长决意不再让安迪重返人间。面对狱中腐败，安迪只有越狱才能讨回清白，找到生路。越狱成功翌日，典狱长收到安迪投寄的典狱长罪证之后，畏罪自杀。安迪也因此重获自由。
肖申克的救赎，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只有打破旧的体制苑囿，才能重新摆脱罪恶，拥有自由和正义。“我没有一天不在后悔，但并非受惩罚才后悔。我回首前尘往事，那个犯下重罪的小笨蛋。我想和他谈谈，我试图讲道理，让他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是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说的，而今天，捐出“带血的善款”的张医生用行动为之作了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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