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户籍改革要谨慎不能对农民望空画饼

　　本报首席评论员 孟雷

　　全国“两会”在即，河南省出台了一个“大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取消户籍差异，凡有稳定住所，包括购房和协议租房的外来进城从业人员均可申请城市户口，其配偶和子女也可一并迁入。此举在中国率先地彻底打破了城乡二元制治理结构。此消息爆出，叫好声一片，可称得上是一次“户籍革命”。

　　但我们多少还存有些疑惑，对这个可记入中国制度变革中的大事，感觉其前因与后果呈现的并不是那么清楚。这些疑惑主要有三点：一、为什么首先是这里？二、改革准备好了吗？三、改革为什么？

　　近100年来，困扰中国的、表现人的“差别”的名词有两个，先是“阶级”，再就是“城乡身份”。对第一个差异，传统的马、恩的学说认为，消灭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会首先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已经发达的国家开始，但是列宁与毛泽东的阶级革命实践，却恰恰发生在两个基本处在半封建化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说法，需要继续加以深入研究。那么，眼下河南省的这次“户籍革命”，是不是在某些意蕴上与此相类呢，就像为什么阶级革命没发生在最具前提条件的英法德，而是发生在俄国、中国。众所周知，河南省目前还不是一个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的省份，它有着广袤的乡村，以及与此规模相应的农村人口。彻底打破城乡二元制结构，为什么会是从这里，而不是城乡差异更小的较发达省市开始？

　　我们可以看，在这个农业大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是不是达到了必然“户籍革命”的临界点了呢——比如，工业化的繁荣使得劳动力大幅缺乏，急需大量农村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再比如，城市化的发展已经使得多数人口成为现实的城市居民，改变“户籍”只是改变“称谓”而已的简单小事；又如，土地所有制在这里有了大突破，农民可以拥有土地产权，并且可以其“市场价值”而非“政策价格”售卖之，其所得可以保障生活并能以其为资本转投他业，等等。但是，现实的考量是，显然这些都并不是河南“户籍革命”的理由。

　　如果认为这个“户籍革命”的问题抬不到与“阶级革命”等同的地位，那是不了解中国之国情，8亿农民、占国土面积70%以上的农村，牵一发而动全身，该怎样改革、从什么方向改革疏忽不得。对中国而言，农村问题是根本大计。

　　能改革总是好事情，但是在顺应天心、民意之外，是否有了充足的准备，才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保证。城乡二元体制、工农业剪刀差、对农村和农民的歧视、户籍身份造成的现实利益差异，这些都是非改不可的问题。但是，这些东西的彻底改变，绝不是把户籍称谓改一下就能解决的。

　　政府之所以不能轻易许诺，是因为不能对人民“望空画饼”，所以中国的农村改革是走了渐进的道路。30年中，由“大包干”到“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到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由“村民自治”到现在的“海选”，由“税费改革”到“粮食直补”到“全面取消农业税”，每一步都是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包括了从政策准备到物质准备，这样走的才能踏实，才能避免“口惠而实不至”。就户籍改革的问题来说，这些年里一直在试，但是要做的准备是多方面的，因为这是农村改革的根本性问题。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不能让原来的农村人口既不是农民——失去了户口也就失去了以土地为标志的基本生活保障，又不是“城里人”——没有充分就业机会和教育、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如果走到那一步，农民是不答应的，政府是没办法交代的。

　　就河南来说，这几年里“户籍改革”已经不止提过一次，而是几经反复。从2000年3月，就提出“全面实行户籍改革”；2001年9月，提出过“买房可办郑州市户口”；2002年1月，媒体报道“农转非受冷淡 河南小城镇户籍改革无人喝彩”；2004年8月，“河南公安机关推出23条服务承诺 户籍门槛再降低”；当年的9月，“户籍新政叫停”，

　　从这一次次的反复里，我们既看到河南推行“户籍改革”之急切，又可看到因准备不足而呈现的尴尬。从2001年，郑州就保证“他们一样会享受到郑州市民应该享受的待遇，比如子女入学、征兵、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但几年里造成政策反复、政府尴尬的症结，恰恰仍是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比如教育、医疗、交通、就业、低保等等方面的基本保障。在眼前的这一次“全面户籍改革”，仍然提出如上的承诺，但仍然没有看到具体的资源配置成本测算和配套办法。

　　城市化无疑是大势所趋，马克思在出版于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提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但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合理的城市化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在河南这次“户籍改革”的消息来源中说明，这次废除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二元制管理模式改革的起点，来源于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促进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在去年底召开的河南省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河南省提出，“‘十一五’期间，河南城镇化率每年要提高1.5个百分点以上，力争到2010年城镇化率达到40%左右。为推进城镇化进程，河南需要不断破除某些体制性障碍”。会后制定了这样一份文件，几起几伏的改革在河南全省又开始了。

　　于是，我们注意到，与15个月前叫停的那次“户籍新政”相类，其动因来自几乎同样的理由。在当时的报道中，河南省提出的是，“2010年城镇化水平达到38%，2020年达到50%以上”的规划。其省会的发展方向被表述为“拉大城市框架，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全国性区域性中心城市”。根据规划，郑州市区人口要在2020年达到500万的规模，与武汉、西安等周边城市“平起平坐”。按照2020年达到500万人的计划，郑州每年需要增加15万。而当时郑州市区人口尚不到200万。“周边的洛阳、三门峡也制定了要在2020年分别达到300万和200万的目标，甚至连周口、驻马店都力争实现市区人口50万的规模”，当时的报道说，放宽户籍制度，成为“拉大城市框架”的良策。

　　如果这确实是户籍改革惟一动因的话，显然其构想是并不周详的。

　　“城市化”命题本身，不在于多少人有“城市居民”户口。它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重点在于是否能持续性地为它的居民提供充分的生存、发展空间，比如前面提到的就业、医疗、教育、交通、住房、基本保障等等公共资源的充分配置。这样的城市化，才是健康合理的。如其不然，一个失业率甚高、各类保障和其他公共资源缺乏、大工业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低迷的“大城市”，无论“注册”人口多少，其活力和城市化的优越性何在呢。那显然是在一个并不明确的“城市化”幻境中走到歧路上去了。

　　在这样纷纷提出“城市化”前景的大环境下，另一个问题更须直言不讳，就是要“少拿农民说事”，因为道德高标最易掩盖现实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中央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中，各地这方面的动向尤应关注。比如户籍，如果农地权属问题解决不了，“农村户口”的帽子似乎就不应轻易给拿掉。因为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农民的进城打工收入仍然只能是“补贴家用”，有土地仍是他最根本的指靠。河南“户籍改革”提出“省内农村户口迁入城镇的，允许保留其承包地5年，5年后鼓励实行承包地有偿流转”，目前看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亩承包耕地的同性质转让，眼下并不值什么钱。好在比起前些年，不少农民愿意花几千块钱去办一个户口而言，现在他们显然更加理性，更能经得起“城市化、做城里人”的“忽悠”。农民愿不愿意来城市居住，他留不留得下来，这是一个综合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他会衡量这里能不能够给他提供就业的机会，能不能够让他的生活过得更好，让他的收入更高，并让他的未来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