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联联
近日，北京市监察局自律办公室主任庞建国向记者透露，“货币化”车改方式从小财政上来看，可能是省钱了，但从本市大财政来看，则绝对是增加了预算。因此，近几年北京市不会实行“货币化”公车改革(据1月21日《京华时报》)。
庞建国说，从这次车改试点看，“单从改革前和改革后的经费上来计算，应该说钱省了20%至30%，最高的甚至有50%”。但是，“(北京市)光处级正职以下的干部科员就有10多万人，如果按每名处级干部补贴1500元、其他科员补贴几百元不等的数额来计算，这将给财政预算带来沉重压力。”
车改可以节省经费最高达50%，可是其结果却反而“给财政预算带来沉重压力”，岂不是咄咄怪事？
按照“货币化”车改的模式，是把公务用车推向社会和市场，公务员因公需要用车，实行有偿服务，财政按职位给予相应的补贴。既然车改可以省钱，也就是说，财政给予公务员的车改补贴，远远少于公车车辆的养护费和司机的工资福利。车改后，政府财政预算在公务员的人头费这一部分会增加，但因公车的取消，公务员们的办公经费就应该相应地减少，而且这两部分相抵，财政支出总体上应该减少(因社会发展和物价因素增加的部分只能另当别论)。
既然如此，北京市的车改何以“小财政省钱，大财政增加预算”？其实，真正的“财政压力”来自于车改之外的因素。按照庞建国的说法，“车改的好坏不能光从预算上来看”，还要衡量“综合因素”。就是说，车改不能仅仅算直接的经济账，还要看车改是否有利于调动公务员们的积极性。如果车改后，公务员们拿了车改补贴，可是他们为了节省交通费用，该办的事不办，工作质量和效率大打折扣，由此造成的损失就不是车改节省的费用所能衡量的。如果情形真是这样，政府财政又要拿出大笔经费进行弥补，“大财政预算”因此就要增加。
所以说，所谓“车改给财政增加压力”，暴露出的只是对于公务员的考评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对他们的工作目标和任务缺少刚性的规定和限制，他们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正因为如此，当车改补贴成为他们的“既得利益”之后，他们才可以为了减少“损失”而不惜“慢作为”、“不作为”甚至“乱作为”。但这决不能成为消极对待车改的理由，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把车改放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做有系统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