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服务业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思想者小传

　　袁志刚1958年1月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

经济学会会长等职。最先将非均衡经济理论引进国内，并著有《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运用》，该著作获得1997年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在宏观经济运行和就业、失业问题的研究领域，出版了多部专著及教材。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在其他经济学核心杂志和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全面开放，在体制效率不断释放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的前提下，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令世人瞩目。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了1000美元。1978-2004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4%，实际GDP增长了10倍，人均实际GDP增长了7.6倍。尤其是进入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居民消费热点出现、民间投资活跃、银行贷款扩张较为明显的情况下趋暖，经济连续三年高位增长。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高达70483.5亿元，增长37%，2004年高达95539.1亿元，增长36%。200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640.72亿美元，继续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在全球范围内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2005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较为有利的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前11个月进出口总值达12822.7亿美元，同比增长24%。

　　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各种深层体制性矛盾、结构性矛盾、资源短缺和人民福利增长缓慢等问题也不断涌现，危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及其质量。究其原因，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粗放式的，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但制造的产品往往没有完全的资本产权（合资或独资企业），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和营销体系。高速增长的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收益通过资本收益、知识产权收益、品牌收益以及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收益流出到国外。由此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矛盾现象：GDP的增长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不相称；GDP的增长与内需的增长尤其是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不相称；服务业的增长与工业的增长不相称；GDP的增长与就业的增长不相称（因为服务业滞后）；工业增长一枝独秀导致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反思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增长的质量问题和人民的福利问题。

　　经济结构非均衡发展

　　表面上看，中国这1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因服务业滞后而受到阻碍。但是，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例外正在进入或早已进入高服务化社会，服务业比重一直高企的美国，仍然控制着世界最重要的生产能力，享受着最大的经济繁荣。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经济中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钱纳里和塞尔奎因等经济学家利用多种现代的实证分析方法，通过比较多国数据，探究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最后得出“标准产业结构”模式。根据这一模式，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二次和三次产业比重不断提高，最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第二产业，在经济中占有绝对的比重。

　　但是中国经济由于其特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特征、经济体制特征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特征，其三次产业的演变不同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是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特征迟迟不能转变和消失，虽然农业占整个GDP的产值比重不断下降（降到10%以下），但是其就业比重仍然居高不下（近50%），使得三农问题在中国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尤其现代服务业发展长期缓慢，无法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劳动力的转移。从三次产业增长的角度来看，1990-2003年间，第一产业平均增长率为3.8%，仅为同一时期GDP平均增长速度9.3%的40%，且整体增长水平往下走，凸显出第一产业增长的缓慢。第二产业在同一时期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GDP增长速度之上，平均增长率达12.2%。第三产业以1997年和2001年为分界线，经历了三个阶段：在1997年前的第一个阶段，三产的增长速度略低于相应年份GDP的增长速度；在1997年至2001年间，三产发展加快，增长速度开始微弱地高于当年GDP的增长率；在2001年以后的第三阶段，三产增长重新回落，增长速度再次低于当年的GDP增长速度。因此，在整个1990-2003年间，平均增长率为8.3%，比二产增长率低了整整4个百分点。中国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服务业却仍然滞留在产出的1/3左右的水平。在1991年到2002年的12年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仅仅上升了一个百分点。无论从静态水平还是从动态增长来看，都与“一般规律”大相径庭。

　　表面上看，中国这1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因服务业滞后而受到阻碍，似乎还验证了某些学者们所提出的服务业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的结论。但是，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例外正在进入或早已进入高服务化社会，结果也并未如以往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们所普遍担忧的——因后工业化的产业空心化危机而陷入困境，相反，服务业比重一直高企的美国，却仍然控制着世界最重要的生产能力，享受着最大的经济繁荣。

　　由此我们必须作这样一些思考：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长期滞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呈加速的态势？服务业在整个现代经济中到底起着怎样的功能？将来我们怎么走？制造业“一枝独秀”还能走多远？如果要发展服务业，我们的困境是什么？

　　何谓现代服务业

　　我们过去往往笼统地将服务业指向直接性的、针对人的、面对面的消费服务，而忽视了生产性服务业正日益成为工业增长必要的中间投入，它投入的数量、质量和方式，越来越代表着工业增长的现代化程度。

　　要解释中国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的原因，首先我们要了解现代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功能和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早期的结构主义分析中，第三产业是从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对最终消费品的需求发生转移而引起的。根据恩格尔系数定律，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产品的需求之后，将不断提高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加上服务业本身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困难，从而引起服务业的大发展，其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占到GDP中的绝对优势。但是，从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产业分布情况来看，现代服务业的增长，是以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为主要表征的。我们过去往往笼统地将服务业指向直接性的、针对人的、面对面的消费服务，而忽视了生产性服务业正日益成为工业增长必要的中间投入，它投入的数量、质量和方式，越来越代表着工业增长的现代化程度。

　　经济学界曾经有过讨论：未来的经济是朝着交易成本下降的趋势发展还是朝着交易成本增加的趋势发展？根据现代制度经济学，任何经济制度的创新，其目的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但现实的情况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部门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我们从全世界不断增加的CBD高楼群和在这些高楼中不断增加的就业人员中可以看到这种趋势。但是，这些交易成本的增加却能够促进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总之，这些生产性服务部门在物质产品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过程中作出贡献而得到不断增长的收益回报。例如，每个用按揭贷款购房的人都知道，他们每个月的还款中分为两部分：50%左右是还本金，另外50%左右是还利息，后者实际上就是交易成本。但是如果没有按揭贷款制度，中国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服务业中一个非常大的比重是在产前、产中和产后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如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产品的设计、生产的信息化服务、金融和保险、产品的现代物流、产品的营销与售后服务、企业的管理和法律咨询、企业账户的会计和审计、产品的广告与推广、产品的国际贸易业务等等。当然，除了生产性的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业中为满足个人提高生活质量和拓展能力需要的部分，如教育服务产品、现代媒体产品、文化艺术产品、旅游产品和公共服务产品的生产和需求也在不断地发展，由于它们的生产和供给都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模式，且服务手段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并较多地采用专业化、社会化的分工和合作，因此它们也可以被称为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滞后之谜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滞后的，其中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发展尤其滞后。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局呢？我们可以从生产要素禀赋特征、全球化的进程和全球产业分布的视角加以考察。

　　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改革与开放。从改革的角度来讲，最为重要的成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从而为中国七亿多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中，有三次大的全球化推进和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所导致的财富增加。第一次是16、17世纪以地中海国家为主的海上贸易的兴起，国际贸易的开展优化了参与国家的生产要素配置，世界财富得以大幅度增长。第二次是完成工业化革命以后的欧洲发达国家将资本、技术、制度和劳动力向北美国家大规模转移，大西洋两岸的生产要素得以优化配置，世界财富总量急剧膨胀。第三次是20世纪末以来中国七亿多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但以劳动力不出国门为前提，其结果是全球的资本、技术、制度和管理等要素向中国东部沿海流动，中国国内的劳动力要素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从而达到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在这个要素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得以充分利用，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世界财富也得以快速增加。中国正是在为世界财富集聚作出重大贡献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经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和平的，是有利于世界各国经济的。

　　与此同时，从全球经济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是充分利用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以劳动密集产品的生产为主，而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其创新优势、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和人才优势，以资本输出、知识产权输出、管理输出和品牌输出为主，而这些输出大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联系。也就是说，中国生产要素的禀赋特征导致了世界产业的重新分布：中国在21世纪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逐步成为现代服务业中心。越来越多的产品是中国生产的，但是中国除了一个统一贴牌“MADEINCHINA”为世界所认知，在全世界却鲜有特别叫得响的品牌。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服务业比重一直高企的美国，却仍然控制着世界最重要的生产能力。中国香港地区的经济并没有因为产业的空心化而没落，相反其服务业比重继续上升，超过90%，繁荣依旧，并且显示出不断增长的城市竞争力。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比重的过度上升和服务业的滞后是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服务业比值的不断上升相辅相成的，体现了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要求。同时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但是，这样的全球产业分布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因为它不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一位台湾企业家提出的产品附加值的“微笑曲线”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来料加工类或“两头在外”的制造业在整个产品的价值链中处于最低端，相当于微笑时的下巴；而产前和产后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处于产品价值链的高端，相当于微笑时的两个嘴角。有一个典型的玩具产品叫“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售价为10美元，但是在中国的离岸价格是2美元，其中劳动成本只有35美分。在这样的一种经济结构之下，过度依赖国外资源的结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有过多的收益流出到国外，也就是说中国GDP高速增长的福利没有充分惠及全民。一方面我们需要的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居民储蓄却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大量闲置。中国人民无法从资本投资的角度享受本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长期外贸顺差又导致大量外汇储备的增加，其投资收益也不如国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培育能力的中国企业只能在降低产品的成本方面与国外企业竞争，导致劳动者的收入难以提高。这种状态的长期持续必将影响本国居民的消费，内需疲软的结果又反过来要求依靠外国投资和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推动GDP的增长。由于中国发展的是“两头在外”的制造业，因此在这个人力资本投资还非常落后的国家却出现了“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困难并存的矛盾现象。最后，制造业的过度发展超出了中国的能源和环境所能承担的能力，造成中国的能源紧张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出了严峻挑战。

　　现代服务业事关国家战略

　　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更要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挑起重担，把它看成是一种国家战略。因为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从发达国家和地区手中抢过现代服务业，才能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和增长。

　　当然，除了上面所说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制约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

　　首先，中国经济结构非均衡发展除了前面分析的全球产业布局的原因之外，制度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为了追求短期的GDP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一些地方通过降低税收、扭曲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吸引外资。对外资长期给予优惠待遇，造成内外资待遇的不平等。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地方纷纷仿效，结果导致产业结构雷同，相同制造业供给过剩，效率下降。同时各地为了保证本地区粗放的经济增长，排斥优势互补，没有形成差异性分工，也间接地影响到服务业要素的流动和分工聚集。

　　其次，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民工转为城市人口还存在种种障碍，这对服务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另外，企业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很多制造业都集聚在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这些企业大多还处于由自己包办各项中间服务活动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缺乏专业的服务人才，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企业在劳动就业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此外还存在着市场交易活动效率低下的问题，使得企业停留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上。即使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也还是无法有效地促进中间服务业的外部化。与此同时，国内大都市的现代服务业，一方面缺乏高端人才，另一方面体制创新存在种种问题，再加上区域性限制而致的广大服务对象的缺乏，结果长期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

　　第三，我国在很多服务业领域实行垄断性经营。在我国，很多服务业是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服务产业，如金融保险、电信、

　　第四，我国服务业在对外开放方面滞后。我国服务业在入世前就对外资存在严格的限制，入世承诺中才逐渐放宽原有的限制，但是国内服务企业与国外服务企业大规模的竞争还没有到来。

　　第五，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和公共服务领域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部门，但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改革相对滞后，发展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近年来，虽然这些部门也逐渐采取某些市场化的改革，引入了激励机制，但垄断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市场导向的垄断部门对服务产品的提供效率往往会来得更低。

　　总之，要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就必须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大幅度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其中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政府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事业单位的改革，打破垄断，加大经济开放的程度，在服务产品生产和供应领域引入全面竞争。在这里，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更要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挑起重担，把它看成是一种国家战略。因为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从发达国家和地区手中抢过现代服务业，才能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和增长。

　　（演讲时间：2005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