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2006年，山西作出了淘汰全部小煤窑的决定，限小令把温州煤商推到了死亡线上——面对山西的铁腕政策，浙江省日前出台了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非公32条”，给一直颇受争议的“炒煤团”以政策声援，与山西官方频频交涉，出面帮煤商解围。资本输出地政府的政策声援，犹如一针“强心剂”，给温州煤商集体对抗限小令以很强的信心(1月22日《
中国经营报》)。
其实，资本输出地与输入地政府为本地资本利益展开政策博弈，在中国特色的地盘经济下，这已算不上什么新闻。不过，这种政策博弈也仅仅局限在为本地资本服务上，中国地区间劳动力流动的程度早就超过资本流动，可似乎从未见过输出地与输入地政府间为农民工利益展开过什么政策博弈。
输出地政府的漠视导致了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乏力。确实，“善待外来务工者”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共识，但无论如何，这种“善待”往往系于输入地政府的口头善意，缺乏平等博弈的理性基础——“善待”只是单向度的，带着强烈的“恩赐”色彩，弱势的外来农民工群体是无法用手或用脚投票去争取“被善待”之应得权益的，“善待”还是“恶待”，只能任人宰割。而舆论和良知对农民工的道义支持，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虚幻的精神按摩，似乎谁都是农民工权益的代言人，实际上这些代言都缺乏实质的谈判能力和对待的博弈基础。
输出去的资本与输出去的劳工，两者谁最需要保护？当然是劳工，资本是根本用不着保护的，因为资本自身拥有市场博弈能力，稀缺的资本长着自由的翅膀——而农民工就不一样了，自身缺乏博弈能力，地方政府应该成为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在政策上与输入地政府进行博弈，从而保障农民工的权益。期待地方什么时候也为农民工的权益博弈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