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老百姓也不富裕，我不想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负担”——从农民刘福成这句淳朴得让人辛酸的话中可以看到，写信向富豪公开求助，绝不是狡黠的舆论绑架，而是出于无奈。也许他想，对于那些中国最有钱的人来说，救助一个人可能算不上多大的负担。
可是理性告诉我：虽然不幸境遇令人同情，但选择向富豪公开求救的方式非常不妥。
虽然这种公开求助绝非出于道德绑架，但事实上已经把那些富豪推上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在求助信的公开召唤下，富豪回应还是不回应，捐还是不捐？不捐的话，在贫富悬殊的语境下，富豪自然逃不脱“为富不仁”和“见死不救”的指责。捐的话，可谁能保证这种求助的真伪呢？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次求助得到了回应，必然会形成一种求援的路径依赖，以后谁有困难，都会想到向富豪求助，中国有多少人需要帮助，富豪的家底够不够捐？
针对社会中许多苦难都寄望于“献爱心”的现实，笔者曾撰文指出这是对社会爱心和民间道德的一种过度开发，爱心本是主动奉献的，爱心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被强制性地过度开发，爱心资源就会枯竭——与对社会爱心的过度开发相对，写信向富豪公开求捐，这是一种对慈善资源的盲目开发。“盲目开发”的意思是：不能以“直接索捐”方式开发富豪这种慈善资源。现代公益理论早已表明，对于富豪身上蕴含的慈善资源，只能以志愿捐助信托基金为中介进行开发，一个富人再有钱，另一个人再穷，也缺乏向富人直接要求财富的道德资格，中间必须有一个合法的慈善中介(富人向中介捐钱，穷人向中介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