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 路怎么走？：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图）

　　王政莹 本报记者 邢世国

　　本报记者 蒋国红 摄

　　温铁军：1951年生，经济管理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CCTV2003年度经济人物。被媒体广泛称作“温三农”、“农民问题的代言人”。

　　这是一个儒雅低调的学者，17岁插队到农村；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20年来，他坚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田间地头，被媒体称为“用脚做学问”的专家。仅近几年，他就曾10多次深入到我省的尚志、苇河林业局、绥滨农场3个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调研。可采访温铁军博士，他却一再谦逊地声称自己并不是什么农村问题专家，只不过是个农村问题的调查员。

　　也许正是对这个角色的把握和转换，使得他在从事“三农”问题研究时，更多地考虑到中国农村真实而特殊的背景。因而，他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既平实、厚重，又多了几分敏锐。“三农”问题不仅是农村的问题

　　记者：新农村建设被称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您怎么看待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

　　温铁军：“三农”问题是个宏观问题，不仅是农村的问题。我国的“三农”问题与一般西方发达国家讨论的农业问题不同，从来就不是产业微观、而是宏观问题，现在已到了需要举国重视的时候。我国80年代以来的3次经济高速增长，都导致农村土地的大量征占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出。

　　其中，90年代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这两次高速增长还进一步带动农村资金的大量流出。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农业三要素对非农部门的贡献直接相关。这直接导致农民收入增速缓慢，城乡差距拉大，内需长期不振。90年代以来拉动内需战略的“启而不动”，主要根源在于“牺牲三农求发展”的增长方式。

　　本届政府把三农问题强调为“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新农村建设提上日程，并大刀阔斧地从免除农业税费入手，附之以承诺财政对农村公共品的支付和国家对农业投资的增加，来化解三农困境，从宏观上掌控、解决问题，无疑是英明的决策。从农村的实际情况看，这些“在农村中的宏观手段”的积极效果，正在显露出来。

　　记者：“三农”问题已逐渐得到广泛重视，但现实中却总有一些问题解决得不尽如人意，原因何在？

　　温铁军：这与我们现存的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有关。“部门利益尾大不掉”，现在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没有一个超部门利益的宏观机构来协调所有利益。化解目前存在的“三农”问题困境，必须设立一个代表“三农”利益的、贯彻“三个代表”精神的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道理很清楚，国企改革的时候专门就国企问题成立过中央大企业工委，一管到底；金融出问题，成立过中央金融工委。“三农”问题已成重中之重，哪个部门管？一定要有一个超部门的、没有部门利益的、代表中央的、真正能服务于农民的部门，如此，很多事情才好解决。不能简单地靠城市化解决问题

　　记者：听说您近些年为了研究新农村建设，曾自费去国外做过“访问学者”，专程走过很多国家和地区。结合我国的实际，您认为新农村建设的路应该怎样走？

　　温铁军：经验表明，不能简单地靠城市化解决问题。很多人认为解决农村问题，必须走城市化道路，这也是对的，但问题是城市化的道路究竟怎么走？简单地强调工业化、城市化，而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文化、农民福利事业的投入相对不足，必然导致城乡差别加大和社会失衡。

　　国外以新农村建设为名的农村重建计划主要发生在东亚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和地区。最早开展新农村建设的是日本。日本战后再工业化的初期恢复阶段进入60年代接近完成，在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同时启动了农村综合建设计划。随后，当韩国70年代进入工业化中期之际也开始了新农村建设运动。再后，是我国台湾省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类似做法。他们的教训主要是：为了搞土地划方连片、利于规模经营，政府把“农地重划”（日本韩国）、或“农地重置”（台湾）作为基本工作。由于土地私有，调整困难，政府耗资巨大（日本政府支出约2万亿日元），并且只能加强“农协”或“农会”的半官方色彩才能有组织载体来贯彻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而后的发展实践证明，高投入的农业政策使日韩农户经济基本上失去竞争力，只能增加政府的补贴才能生存。

　　不仅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小规模农业在全球化压力下理论上已经破产，而且，不久前我应联合国开发署邀请去朝鲜对农业问题作的初步研究也揭示出，朝鲜80年代在快速城市化（城市人口达到近70%%）的同时推进了农业机械化，1989年早于中国达到人均约900美元的国民收入和人均约700斤粮食的目标。美好理想的超前实现客观上导致过高农业成本和“石油依赖”，成为90年代上半期发生“人道主义灾难”的成因之一。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必须找到规避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高成本问题的途径。我们近年来的试验表明，我国应该在保持农村现行基本体制的条件下，走以村内农民为主、外来力量为辅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之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记者：税费改革之后，农村普遍出现乡村公共负债不好解决等问题，建设新农村，又需要较大投入，钱从何来？

　　温铁军：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确实普遍出现乡村公共负债不好解决的困难。解决这些问题，我想中央应该废止过去鼓励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明令制止各地把招商引资指标分解到干部并与收益挂钩的做法；同时要求各地和各部门都切实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给农民的好政策“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指示，对以往基层政府“自我膨胀”时期遗留的公共负债，采取“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办法加以化解。

　　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投入做支撑，以往的宏观金融政策已造成农村资金要素极度稀缺，目前看，这是比土地更为稀缺的要素。解决这一问题，要靠国家投入，要靠农民自身积累，更要采取措施促使其它金融资本进入农业、农村。一些人提出，只有土地私有化、并且允许抵押，才能使得金融资本进入农业。其实只要对东亚小农经济社会做过调研的人就知道，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都是土地私有制，正规的农业金融同样都有大量不良资产，而且他们的“农业现代化”事实上已经破产，只能靠比美国还要高的补贴才能支撑。真正需要解决的，还是如何深入理解十六大明确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问题，正确区分城乡不同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不同信用需求，建立适应小农经济的社区内部化的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并作为政府支农资金下达的主要载体。现实是，我们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真正破题，应该说改革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