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明天很美好

　　与会专家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宪教授 上海大学

　　华民教授 复旦大学

　　潘英丽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石良平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

　　袁志刚教授 复旦大学

　　诸大建教授 同济大学

　　张军教授 复旦大学

　　赵晓雷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

　　周振华教授 上海社科院

　　刚刚闭幕的上海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了“十一五”期间上海的发展主线和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

　　昨天，本市著名品牌学术沙龙“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在解放日报召开，9位专家中，有的直接参与“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讨论、制定和起草，有的多年担任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在石良平教授的主持下，专家们侃侃而谈，细说上海发展对国家的战略意义，剖析落实规划的要点和难点，话短意长，3个小时的“含金量”很高……

　　关键词：上海使命

　　专家们都认为：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是国家赋予上海的重大历史使命。

　　袁志刚教授指出，经济全球化情况下的重新分工潮中，中国的资源禀赋（包括劳动力的拥有数量），决定了在世界分工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发展服务业。上海有责任恢复原来国际大都市的面貌，打破区域封闭观念，凝聚人才，培育现代服务业，手握定单。

　　华民教授赞同这一观点：如今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单元，从国家下移到了城市，上海的使命在提升。他说，现在国家之间的竞争，打的“牌”都是城市牌，因为跨国公司都选择好的城市落户。大城市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角，上海就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张“王牌”。他指出，从生产系统、商务系统、创新系统这三大系统看，要保持制造中心的地位，必须提升装备能力和设计能力；商务系统中，信用和金融系统十分重要；创新系统，则需要知识的生产与创造。

　　华民还指出，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并没有饱和，千万不能轻易否定过去的模式。上海要通过自主创新和制度创新，设法打破发展瓶颈。

　　关键词：进进出出

　　以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为发展主线，就把上海放在了全球发展的坐标系中。

　　事实上，中国已经处在这个坐标系中，而上海就是一个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节点。石良平教授不久前到意大利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了解到，意大利计划利用文化和教育优势走出一条发展新路，以教育联盟为核心，招收硕士以上的研究生，这些学生第二年可以有三个学校任选，很多人选择了中国的大学。这说明意大利有很多大公司在中国投资，学生愿意到中国来读书然后找工作。石良平说，如果全世界人都能在上海读书、就业，这才是真正的国际化。

　　“上海的出路一定是向国际化发展”，张军教授指出，上海过去在国际化方面走过一些弯路，如产业形态，总体看还是比较内向的。上海过去就是远东金融中心。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失去了国际性城市的地位，给了亚洲其他大城市崛起的机会。现在，上海的崛起已经是必然，要做的就是朝外看，把国际的带进来，把跨国企业总部带进来，把国内的带出去———进进出出，国际化的内涵是双向交流。

　　周振华教授说，上海必须融入全球城市网络。但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不应该是政府，而是企业，因为政府不存在优胜劣汰的竞争。跨国公司，特别是跨国服务公司，在城市之间进行布局，使得城市之间形成了网络连接。这需要我们加大对跨国企业总部，特别是跨国服务企业的吸引力。而且，城市间更多的是合作关系，上海要与周边城市加强合作，形成全球城市群。

　　潘英丽教授认为，上海更应该成为总部中心。总部经济的重要功能，是组织生产，包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合约的管理等等，如果上海企业有能力组织国内企业生产，就能很好地服务全国，也就是上海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作为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意义。买方垄断、卖方无序竞争的市场结构，导致了我国的贸易利益大量流失，假如上海企业能够形成组织生产能力，就可大幅提高我国企业的谈判和定价能力。

　　现在，上海已经越来越开放，吸引了很多总部，这个时候，增强国际竞争力要着力鼓励中间组织的发展，降低交易费用，让跨国公司、让全球的人才，在这里感到非常方便。张军教授举例说，可能很难统计浦东机场对GDP的影响，但它每天进出这么多航班，与国际紧密联系，服务功能是无法估量的。出发点不要看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要着眼于能否提高长远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创新三要素

　　创新，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的灵魂。

　　诸大建教授提出，创新型城市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创意阶层、创意人才和文化包容性。一个城市良好的生活、文化环境能够吸引创意阶层和创意人才，这些人又能吸引从事创意产业的企业集聚过来。这类人才，关注的是生活质量，而不是生活成本高不高，所以上海要重点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商务成本提高倒不需要太担心。诸大建强调，大学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后工业化时代，大学是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对一个城市的经济带动力很大。

　　关键词：制度环境

　　上海“十一五”规划的产业结构是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现代制造业。把发展现代服务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

　　赵晓雷教授说，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发展需要一些制度条件。第一，现代服务业的边际收益递增效应显著，因此需要有足够大的服务半径和足够多的服务对象，产业发展不能受行政区划的限制，甚至不应受国界的限制。尤其是现代金融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商贸流通业、现代航运业等产业，只有在全国统一市场及全球性市场中才能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

　　第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网络和供需关系基本上靠合约维系，因此需要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以及高效率的民事司法制度作保证。如果信用程度低、信用体系缺失，司法制度不健全，现代服务业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极高，产业难以正常发展。

　　第三，现代服务业需要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要靠自由竞争发现最优价格，供给优质产品，引致社会福利净增长。因此需要用有效的法律手段来限制垄断，尤其是限制兴致性垄断，以保护创新，保证产业在竞争中发展壮大。要使现代服务业正常发展，政府应该转换职能。政府主要不是去投资兴办各种服务业，也不能仅止于产业规划层面，而是应着力构建适应现代服务业成长的制度框架，并运用公共政策及公共财政手段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

　　陈宪教授认为，作为服务业发展重要条件的制度环境，上海还是很优越的，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较高。

　　对于二、三产业的关系，赵晓雷教授认为，需要强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联动对上海经济增长的作用；陈宪教授则表示，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用服务业来提高制造业的附加价值，而制造业的发展能为服务业提供大量机会。

　　关键词：幸福感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上海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路径。

　　诸大建教授指出，上海要破解一个难题———在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如何建设一个适宜人居住的国际大都市？他说，据调查，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前，物质能同步带来幸福；但达到1万美元以后，幸福感就开始和GDP不同步了。如有的美国人就感到，幸福的程度还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当然不同物质条件下幸福感的内涵也是不一样的。有关调查显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不是纽约、东京等大城市，而是分布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瑞典的一些城市。由此可见，追求幸福，要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注重非物质的东西。

　　袁志刚教授说：“我的基本判断，中国人还是蛮幸福的，上海人也是蛮幸福的。”在上海，不同收入的群体都可能依据自己的情况将生活安排好，这是很了不起的。去年，一群法国经济学者来上海开会，他们在上海街头观察行人的脸部表情，得出的结论是上海人的笑容比巴黎人灿烂。

　　上海拥有后发优势，可以设计出更科学的发展路线，规避其他大都市所经过的曲折，“十一五”，上海的明天会很美好。

　　本报记者 马海邻 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