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1月25日电 2005年11月28日，第3届“童工和全民受教育圆桌会议”在北京召开。紧接着，两位打击拐卖犯罪领域的国际高官———国际劳工组织消除童工国际项目主任葛林德先生和美国国务院监管和打击人口贩卖办公室主任、赖斯国务卿人口贩卖问题高级顾问约翰·米勒大使，分别访问北京。本报记者在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葛林德向记者介绍说，作为联合国下设机构之一，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是让全民享有
体面的工作。这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设立劳工标准；第二，有生产力的就业；第三，社会保障；第四，社会对话。社会对话，就是说雇主和雇员能够坐下来好好地讨论问题。国际劳工组织通过这四个方面让全球人民享有体面的工作。
具体到中国，葛林德说，我们主要是从事预防儿童和年轻妇女被拐卖的工作，项目名称很清楚地表明，我们要执行劳工标准，避免18岁以下儿童受到最严重形式的侵害。这是预防拐卖行动的政策框架。在中国，我们的主要合作伙伴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企协。
葛林德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打拐”方面的成就。他说，在中国的传统意义上，拐卖的含义是“拐卖为子，拐卖为妻”，但是，“拐卖”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含义，如年轻妇女被强迫卖淫。我们通过和中国政府的讨论，认识到：很多女童和年轻妇女外出是自愿的、盲目的，她们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风险很大，以至于被引诱从事强迫劳动或卖淫。虽然外出流动可以提供给她们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由于没有父母的陪伴，又没有充分的信息，加之受教育程度低，女童和年轻妇女往往成为拐卖犯罪的牺牲品。
葛林德表示，拐卖问题不是我们一个项目就能解决的，我们非常重视合作关系，包括和媒体的合作。因为拐卖问题是社会产生的问题，最后也需要由社会来解决。
他介绍说，我们项目做试点的地方，由于是重点地区，拐卖现象的严重程度要比平均水平高一些，我们正在不断总结那些行之有效的方法，然后将这些方法推广到其他地区。所有这些方法，都不是国际劳工组织在那里说出来的，而是由中国人自己总结出来的。此外，我们还动员私营企业为失学女童捐资，避免她们辍学。
葛林德举例说：有一个活动，是在基层培训年轻的女孩子，教她们发短信和电子邮件，与输出地妇联取得联系，以解决一些基本的生活问题。其实，培训的点子都是她们自己提出来的，我们跟踪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我们还发动在校大学生帮助那些辍学的孩子，在孩子们中间开展同伴教育。
葛林德最后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公安部、全国妇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正在联合起草《中国反对拐卖行动草案》，这说明大家意识到了要齐抓共管，这个进展，能够更有效地处理问题。
约翰·米勒大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为什么需要关注21世纪的人权问题？那是我们人权和人的尊严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我们相信，奴役、苦役的挑战是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需要面对的。奴隶的类别取决于他们来自于哪个地区。比如说中东，大部分地区成为家庭奴隶的来源地。而非洲存在庄园奴隶、工厂奴隶。我认为，中国范围内最大数量的奴隶———和美国国内一样———应该是性奴隶。在家庭奴隶中，性奴隶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世界上有80％的拐卖犯罪受害者是妇女和女孩。
米勒大使说，我相信，每年通过国际间的奴隶买卖造成的受害者达到80万之多。这里所说的国际间的买卖，还不包括国家内省与省之间的交易。显然，这些数据更难统计。事实上，世界上贩卖奴隶的数量不是成千上万，而是数百万人。这不仅仅只是在欠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很严重，所以国际社会更有义务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报记者 杨亮庆 实习生 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