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那些鲜活的文字

　　来源：《法制周报》新年特刊——天山湘女日记、书信故事

　　因为作为入疆湘女重要记录的文字资料，或很少见之官方档案，或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因此湘女个人记录的日记或书信，成为我们采访的主要目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变迁、环境辗转，这些曾经记录了鲜活生命片断的文字，有很大部分遗失了，因而我们现在倾尽心血找到的这些记录，就更显珍贵。五十多年，重读这些文字或与之相关的故事，仍

然让我们怦然心动……

　　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

　　一九五〇年元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省立高级工学学校

　　我瞒着家人去报了名，很快就在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个时刻，我真是激动。

　　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面对家人，我心里十分难过。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我去参军的，即使同意，也会阻止我到新疆去。因为父亲太了解那个地方了。

　　我只好跟母亲撒谎。我说，妈，今天晚上我要参加青年学员队的活动，要很晚才能结束，如果太晚，我就住同学家。

　　我把留给父母亲的信托一位下一批出发的同学转交后，就毅然踏上了西进之路。听那位战友讲，父母在接信后十分震惊。他们没有想到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会如走上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父亲流着泪对我同学说，我拜托你去把她给我叫回来，我会永远感激你。我的同学摇摇头，说，伯父，庆国已经上了火车了，现在已来不及了。

　　在西安休整时，我忽然收到了父亲托人转给我的来信--父亲的信后来一直追到了新疆--

　　庆国吾女：你不辞而别，从军西去，的确让全家揪心，父一介军人，戎马近三十年矣，极少落泪，今亦不禁伤心泣零。母更是悲痛欲绝，茶饭不思。新疆路途之遥远，地方之穷僻，生活之艰苦，非你所能想象。你尚未成年，自幼少历磨难，怎能经受塞外风雪，西域苦寒？切望吾女收悉此信后，能念父母哺育之恩，即刻还乡……

　　我把信给大队长看了。大队长说，如果你想回去，我们也不强迫，这里回家还很容易，要到了新疆，要回来就难了，所以你一定要想好。

　　我态度坚决地说，我既然已经踏上了进疆之路，就决不会返回的，请大队长放心吧！

　　我没有给父亲回信。

　　不想到了兰州，父亲的信又跟了过来。

　　到了迪化，我收到了两封父亲托人代为转交的信，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另一封是写给陶峙岳将军的。父亲在信中说——

　　父只能以此种方式追寻爱女的踪迹，思女念女之心，女定能体察。父想已难改变你的选择。但在那苦寒之地，若难以生存，不想久留，可以带上父给陶将军峙岳总司令的信，将军会购机票送你回湘。父虽未死再见吾女之心，但父及全家身世飘摇，命运难卜，恐见面之可能甚是渺茫。诸多情况不能备述，唯望爱女自强自立，一生平安……

　　我这次给父亲回了信，大意是说，请他不要再写信来，我绝对不可能回去。我投身革命阵营，一切都好，人们对我很好，新疆也很好。

　　我没有再收到父亲的来信。我不知道，当时，“镇反”运动已快开始，全家日日夜夜处于惶恐之中，后来，父亲最终只身去了台湾。母亲也从长沙回到了南京娘家……

　　口述/王庆国 整理/本报特约记者卢一萍

　　写日记为张仲瀚鸣屈

　　“各族好父老，喜泪湿衣裳。争看子弟兵，建设新故乡。”这是张仲瀚同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时的抒怀诗，从诗中我们可以感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代杰出领导的不凡情怀。　　

　　张仲瀚同志(1915年—1980年)，河北沧县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新疆解放后，历任九军政委、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兵团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副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国家农垦部副部长。

　　在他的领导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兵团调出4000多万公斤粮食支援甘肃、河北、河南等省。兵团十万大军常年兴修水利，并帮助地方发展，曾每年拿出800万元支援地方建设。

　　“伊塔事件”发生后，张仲瀚同志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迅速安排兵团职工承担起新疆境内中苏边界地区的代耕、代牧、代管任务，而后建立起一条长约2000多公里、纵深数十公里的边境农场带，筑起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钢铁长城。因为工作出色，张仲瀚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扬。

　　我在兵团期间，恰逢张仲瀚同志主持工作。在我的印象中，他高大威武、英气逼人，工作上稳重而有魄力。就是这样一位好领导、好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能幸免，他遭受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曾被长期关押。我感到不可理解，也为他鸣不平，但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作为一名普通的兵团职工，眼见我们的好领导受迫害，我完全无能为力，只能在日记中为他鸣怨抱屈：

　　“……四人帮”在兵团的代理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诬蔑他是一二六反革命事件的制造者。文化大革命期间，张仲瀚同志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他们用捏造罪名无限上纲的罪恶手段，篡党夺权。张仲瀚同志被林彪、“四人帮”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日本特务，那纯属造谣诬陷、诽谤。在文革中，张仲瀚被诬陷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其实)他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林彪、“四人帮”在兵(团)的代理人，对张仲瀚同志(的)大字报是铺天盖地的，在街上到处粘贴。大字报中(写道)强加在(给)他(身上的)莫须(有)罪名。他被关押在监狱里，受到残酷的(地)批斗。他入狱八年多……”

　　“四人帮”垮台后，张仲瀚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顾问。因为严重的心脏病，他长期住在

　　张仲瀚独身了一辈子，没有家室，没有子女。他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对于我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高山仰止”我永远敬仰他，永远怀念他，他也永远活在我心里……

　　口述/张瑞祥 整理/本报记者张培功

　　家书载满荣誉和思念

　　我现在很少写信，而在新疆那些年，给家人写信，收到家信，都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当兵光荣一直是我心中坚定的信念。1951年长沙抗美援朝征兵，由于家人的反对，我未能如愿。那时，我经常和厂里的姐妹们绣很多小手绢，写上自己的名字，塞在军服和被子里，捎上我们的鼓舞寄给前方的战士们。

　　我瞒着家人报了名。层层身体的检查和意志的考验后，我终于坐上了北去新疆的军车。

　　一个月后我们到了西安，我才写了一封信给家里，我对父母说，哪里光荣哪里走，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理解。

　　1953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三年，因为我表现优秀，工作突出，每年都立了三等功，而三等功的荣誉在女兵中是最高的。

　　1955年，在新疆建设兵团党委和刚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举行的新疆建设兵团第一届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我和团里另外三个湘女获得先进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这些荣誉，这些成绩，成了我写给家人信中的主要内容。而对家的思念，我只能暗暗地隐藏在对家人问候的字里行间。每次想家了，就和战友在山坡上躺一躺，聊聊天，有时还站在山顶上看看湖南在哪个方向。等眼泪干了，我们就回去，一怕别人看见，二因我是班长，劝慰其他想家的战友是我份内之事。

　　家人的来信，除了简单说说家里的近况，更多的是对我的鼓励。父母写信告诉我乡政府经常敲锣打鼓到家里来送光荣匾。家人常在信中告诫我，部队给了荣誉，要保持下去，在群众中要更加带好头。

　　口述/李泳先 整理/本报实习生 姚佳 记者 本报记者刘俊

　　我始终对母亲深怀愧疚

　　1949年9月，响应党的号召，16岁的我来到中南军政大学长沙分校报道，从此开始了军人生涯。

　　说起到新疆的那一段经历，至今我还对已经去世的母亲怀着内疚。听说要部分女兵去新疆，母亲特意从湘潭赶到学校，找我谈了一次心，我是家里8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很受母亲宠爱。她劝我千万别去新疆，那个地方很苦，交通不方便，她会很心疼。可是当时我去意已决。为了暂时稳住母亲，我满口答应不去新疆，留在湖南照顾老人家。母亲得到我的承诺就安心回了湘潭。可是母亲万万没想到，我不但瞒着她报了名，而且还早早写好了一封家书，盘算着到了西安时再发。半个月后，母亲收到了我从西安寄来的那封早已写好的信。后来姐姐告诉我，收到信的母亲又气又伤心，大病了一场。

　　1961年，我已经是一名石油勘探工了，在克拉玛依油田勘探现场我接到了一封信。可是一看日期，是一个月以前的。信是家乡的姐姐发来的，信上说，妈妈身体不行了，特别想见我一面。当天下午我就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可第二天我又收到一封电报，说母亲去世了。痛苦的我使劲揪着自己的头发，后悔不已。

　　就在四年前的1957年，冬天，离家已7年的我第一次回湖南。母亲激动得老泪纵横，一遍遍抚摩着我的头发说不出话。为了给我做从小爱吃的用芥菜做的“冲菜”，虽然已经过了生长芥菜的季节，可是母亲还是想方设法托人从乡下找来了芥菜。亲人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的，转眼一个月的探亲假到了。我要赴疆时，母亲又哭成了泪人。为了安慰妈妈，不耽误行程，我一个劲地说：“妈，新疆快通火车了，到时候我接你去新疆玩。”临行时，我的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到了长沙火车站，我实在抑制不住思念，又返回湘潭的家。可是我害怕自己再没有离家的勇气了，所以没有进家门，只在屋子周围转了一圈，才流着泪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是竟见母亲的最后一面。

　　口述/何平 整理/本报特约记者卢一萍

　　纪念那些

　　湮没的文字

　　结束对天山湘女长达三天的采访,我们抱着沉甸甸的记忆往回赶。她们嘴里描述的那些近乎半世纪的生活片段,此刻走马般在我脑中一一回放。在大多数人眼里，这些故事或许只是一段逝去的历史，曾在某一瞬间深深感动我们的心灵，但当我们非常近距离地和她们接触、交谈之后，一种感觉更加清晰和深刻——它不仅仅是一种倾诉，一段历史，一个听过之后可歌可泣的故事，它更像是一笔藏匿已久恍然现世的宝藏，带着不可抵挡的魅力和诱惑引导我们层层深入，忽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浮躁的灵魂被一双大手轻轻地抚慰。

　　我们迫切希望能够完整收藏这段历史，把专程采访的几位湘女的故事全程向读者呈现，但令人遗憾的是，做为当时记录她们真实想法和感受的载体——书信和日记，如今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了

　　据肖泽纯老人回忆，当时不仅生活条件艰苦，工作强度也很大，她们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然后在工地或工厂干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建设边疆的热情让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但一天下来，人往往已经非常疲劳，很少有心情去记日记了；其中有一部分是从贫苦家庭走出来的穷孩子，年纪很小，也没有文化，因此无法将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工作环境稳定后，一些人逐渐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也开始和家人频繁通信，但是那个年代，想完好的保存这些信件、日记着实不易，有的在离疆回湘的辗转中被遗失了，有的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时期被烧毁了，有的则被自己的子女当成了玩具，不知去向，这在她们心中也多多少少留下了缺憾。

　　对于流失了的信件和日记，我们同样感到心疼和惋惜，因为失去了深入剖析的机会，就无法透彻地了解她们的艰辛历程，但我们相信，虽然文字没有记录下她们当时的心路历程，但那些故事已经深深刻进了8000名湘女的脑海里，成为永不磨灭的宝贵财富。

　　本报实习生 金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