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欠薪有了着落

　　“我没有想到今天能过一个安心年。”为1万多元工资讨了好几年，在望城、长沙之间来回跑了100多次的张国凡和记者说这句话时，苍老的脸上悲喜交加。

　　工厂倒闭欠薪讨要无门

　　张国凡是一个老实的农民。早在1998年，他只身来到长沙，在长沙汽车配件厂做零

时工。由于他的勤奋和努力，得到厂领导和工人们的喜欢。村里人看他在城里一天赚到一二十元，十分羡慕，便再三请求他带他们前来做事。后来，有6个人跟着张国凡来到厂里打杂，做零时工，计时算钱，一天将近20元。后来，由于厂里的效益每况愈下，工资开始拖欠。欠到1万多元后，乡亲们不干了。过完一个年后，老乡天天向张国凡要钱。因为是张国凡带他们进城的，他觉得好像是自己欠他们的钱一样。在无数次索要无果的情形下，他只好央人到信用社借了8000多元付了乡亲们的工资，自己背起了债务。一开始，他以为工资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拿到，可每次到厂里去讨都无结果。2000年，他再去厂里时，厂里的人告诉他，工厂易主，原长沙汽车配件厂因破产而被金谷实业有限公司接管。

　　多方努力仍无结果

　　张国凡一听傻眼了，便到处找人。后来找到了厂里的原任会计，这位好心的会计告诉他，在申请破产时，他们民工的工资没有被考虑在破产的范围内，于是张国凡开始了漫长的马拉松式讨薪行动。

　　2004年，他的遭遇被媒体公开报道，长沙市委市政府也很重视，主要负责人还作了批示。但由于情况复杂，按照法律程序，在破产前，因他远在望城信息不灵，他没有及时向接管单位或原单位提出，因而错过了解决的最佳时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又找到了望城县劳动局和望城县法律服务援助中心。相关人员帮他跑过几次后，就表示爱莫能助。张国凡绝望了：莫非自己做了事就不能拿到钱吗？

　　记者追薪解难题

　　1月5日，他拨通了本报追薪记者的电话。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记者发现，张国凡在这件事上，走了很多弯路。金谷公司因为看不到张国凡的凭据，不能付钱给他。那么如何能找到汽配厂欠张国凡工钱的实据呢？在阅读了大量的材料后，记者发现原雨花区人民法院的蒋忠良法官是个关键人物。因为当时破产时，他就在有关文书上签过字。于是，记者找到现任公司的负责人，他表示如果法院能提供证明，老张这笔钱虽然不在破产之列，但他们还是愿意给付的。

　　1月12日，记者和张国凡一同来到雨花区人民法院，找到现任执行局副局长的蒋忠良。他告诉记者，这件事他清楚，但因年深月久，老张的事情确实很难办。但他做了事是事实，没拿到钱也是事实，因此，蒋忠良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随后，他通过多种途径找到了金谷实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该负责人表示愿意大家见面坐在一起讨论此事。

　　1月23日，蒋忠良副局长致电记者，他已与金谷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达成共识，金谷公司愿意将这笔钱付给张国凡。但由于目前该公司正在改制，付款有困难。该公司负责人答应，在过完年后的一个月内彻底解决张国凡欠薪的问题。因此，张国凡再也不用来来回回奔波了。蒋忠良说，到时让记者去见证张国凡终结欠薪之旅的那一刻，让张国凡早日拿到这笔讨了将近8年的工资。

　　张国凡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连声说：“感谢《法制周报》，解决了我多年的难题！”

　　包工头不用再躲了

　　常德市石门县雁池乡的村民张维权、王银花等人，2000年修建乡中学后，事过5年没有拿到工钱。找包工头，包工头沈楚群也是东躲西藏，每到年关到处躲债。本报以“一个包工头的躲债生活”对此事予以了关注和报道。文章见报后，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石门县政府主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张音、雁池乡党委书记佘宏建分别致电记者。

　　张音告诉记者，早在去年12月15日，当他看了沈楚群等人的报告后，马上批给雁池乡政府，要他们妥善处理。他告诉记者，对于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随后，记者找到雁池乡政府党委书记佘宏建了解有关情况。佘宏建告诉记者，这笔钱还是普九时修学校欠的。当时乡政府希望从村民的身上收取教育费，经过两三年将债还清。可是后来两费被取消，这笔债务就被搁置了。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佘宏建说，目前乡政府确实拿不出这笔钱来，要解决这一老大难还要请示县政府想办法解决。但他答应，将尽快与县里沟通，把一部分特别困难的民工的工资先付清。

　　随后记者再次与张音取得联系。张音告诉记者，现在县里的财政也很困难，但民工们的工钱没有拿到也是实情。为此，县里主要领导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由县财政挤出部分资金分期分批解决普九修学校欠下的民工工资。因为沈楚群等人的工资数目只有30多万元，将在春节前按比例先付6万元给他们，余下的再分期偿还。记者将张音和佘宏建等人的意见向沈楚群等人转达后，他表示，民工们也很理解政府的难处，同意按县委县政府的安排办。

　　2006年元月23日，是中国传统的“小年”。这天上午，沈楚群给记者打来电话，他很欣慰地告诉记者：因为欠钱的事情得到了民工们的理解，他们今年再也不会搬着行李到他家过年了，“我终于可以和家人过个团圆快乐的年了，感谢法制周报，是你们的帮助才结束了我的躲债生活。”沈楚群表示，领到的6万元钱会按比例分给那些特别困难的民工，让他们也过个开心快乐的春节。

　　被困民工携钱还乡

　　1月22日，久雨初晴。虽然室外温度并未上升，但人们的心情变得轻松了许多。从株洲到长沙打工的王应生更是喜不自禁。一大早，他就准备好行李，到附近的超市给孩子买了玩具和好吃的，给母亲和妻子买好新衣裳，然后从井湾子坐车到火车站转车回家。

　　动身前，他甚为激动地拨通了本报追薪记者的电话：“是符记者吧？周老板今天一早把钱给我送来了，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他告诉记者，自从本报开始为他追薪后，欠薪的老板周先生十分配合，到处筹集资金，已于22日一早将欠他的5000多元钱一分不少地送到了他的手中。

　　“要不是你们的关注，我不知能不能回去过年呢。”

　　原来，王应生从今年6月份开始到长沙一建筑工地做泥工。当时说好工程一结束工资便结清，可到2005年11月工程完工后，他们3个民工8000多元钱只给了3000元，说定元旦前付清。元旦那天，他打电话给周老板，周老板说暂时没钱，答应年底想办法，并把开具的欠条收了回去。眼看快过年了，王应生和两个伙伴急了，元月10日他又来到长沙讨工钱。

　　但老板说，因为上面还没有结账，付不出钱来。要他耐心等待。于是他只能在一个便宜的招待所住下来，在一次一次的电话都没有结果后，他在报摊上买了一份《法制周报》，在报纸上看到了本报的联合追薪大行动。他怀着一丝希望将自己的烦恼向记者倾诉，希望能得到记者的帮助。

　　随后记者找到了他所说的周老板。周老板告诉记者，他不是不给，确实是上面的工程款还没有到位。记者又联系到该工程的负责人何先生。何先生表示，目前虽然确实有一些困难，但会想尽办法付清应付款项，让民工们安心回家过年。经过记者这一系列的奔跑，事情总算有了一些眉目。

　　3天后，也就是元月22日，周老板便将钱送过去了。捧着这些自己应得的血汗钱，王应生既兴奋又激动，拿到钱马上给记者报喜。

　　坐上回家的汽车，王应生便开始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妻子的，告诉她工钱拿到了，正在回家的路上，要老婆准备午餐。

　　红通通的炉火，烫着金色的福字，妻儿绕膝，父母安泰。一家人满脸是喜悦和新年到来的期望与快乐。孩子点燃父亲买来的烟花，让七彩飞上天宇，发出快乐而无邪的笑声。这是一幅幸福快乐的和谐图画。

　　节前付清工资

　　衡阳民工反映红星花苑欠他们工资的事怎么样了？董事长罗世凯有没有兑现他在记者面前的诺言？1月23日，记者致电民工和包工头询问事情发展的情况。

　　为讨到工钱，衡阳史孝利等人准备绑架包工头，而包工头陈国相等人则解释，由于还有几百万元工程款没有拿到，所以无法给付近10万元民工工资。他们看到本报联合追薪行动的报道后，向记者投诉，请求帮助。元月6日，记者在衡阳调查了解情况后，发现开发商与4名包工头之间经济纠纷较多，他们所报的欠款数额也有很大差距，但欠民工工资是事实。后经查清，整个工程还欠民工工资数万元。当时，开发商罗世凯承诺：民工的工资一分钱都不会拖欠。而包工头也答应先避开他们与开发商账目上的纠纷，先将民工的工资给付。为防节外生枝，开发商要求包工头带材料和民工欠薪的有关证据前往项目部结账领钱。

　　23日，记者电话询问开发商罗世凯，他说，有部分民工已在包工头的带领下领到了工钱，但还有4万余元的款项没有结清。原因是包工头还没有将相关资料和欠账的名册送过去，民工也没有来领钱。他表示，4万元民工工资将在节前一分不剩地全部给付。

　　记者提醒：在红星花苑尚有工资没有拿到的民工，赶快找到自己的包工头，开出欠条，和包工头一起去结清账目，领取工钱。

　　《法制周报》追薪记者 符嘉宝

　　开心追回工钱

　　因为没有签订合同，做完工后迟迟拿不到工资，经记者协调，日前，湘潭的罗先生等人终于拿到工钱，安心回老家过大年。

　　今年10月中旬，湘潭的罗先生等人接到了望城源星达驾校的一项场地建设工程，完工后，2000多元工钱却没有着落。他先后到驾校跑了7次，仍然没有结果。原来，罗先生等人是经朋友介绍来驾校施工的，与驾校根本没有签劳动合同，而驾校只认罗先生的朋友。而罗先生拨打朋友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后来终于打通罗先生朋友的电话，他说没有拿。而驾校负责人查实帐本，10月份的钱的确没有发放。在记者的调解下，罗先生等人拿到了工钱。

　　经视记者 邓凯文 李灏

　　为民工快乐而快乐

　　本报首倡全国媒体追薪的报道陆续刊出后，追薪记者每天都被来自各地的声音所包围。有忙碌，也有感动；有欣慰，也有遗憾。虽然我们无法让每一位读者得到圆满的结果(这也是我们的遗憾)，但我们一直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也知道，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毕竟太短；只依靠媒体的力量也远远不够。

　　采访中，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还有少数职能部门缺少合作精神，甚至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岳阳民工在株洲的工钱一直没有拿到，因为包工头的账本被抢走，致使包工头结不了账，民工拿不到钱。包工头半年前就到当地公安局报案，从省厅到市局都表示要从严从快处理，可是过去了半年，至今没有结果。我们虽然无法知道个中原因，但我们相信，无论什么理由都不是理由。而常德柳叶湖旅游渡假区招商被骗，民工建起房子后开发商跑了，一晃几年，民工没有拿到一分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关负责人却说“这个事情我们没有责任，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虽然有很多遗憾，但更多的是欣慰。不少民工在本报和其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拿到了他们的辛苦钱，欢欢喜喜回家过年。常德鼎城区的李长安老人，在记者的关注下，拿到了村里和镇上拖欠了10年的工钱，23日一早就打来电话，电话里再三道谢。李老先生风趣地说，《法制周报》破了他讨薪十年的坚冰，今年他可以过个安心年了。电话里，李先生的快乐也感染了记者。

　　望城县丁字镇的农民张国凡也是一例。他讨薪一讨几年，跑了100多次，一直没有结果，但今年他的事情有了结果，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长沙市雨花区法院执行局蒋忠良副局长。还有石门县的负责人，对群众的投诉和媒体的监督非常重视，尽最大的努力让民工们过上开心年。

　　从2006年1月1日至今，本报联合全国多家强势媒体进行的“联合追薪”行动转眼已是1个月。而我们也即将看到“年”的身影，我们已闻到了新年的味道。在这里，我们的追薪行动也暂告一段落。虽说是终结，但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于每一位读者的声音，我们将永远用心倾听；对每一位读者的困难，我们会尽力帮助——因为我们《法制周报》关注的是民生，关怀的是人性，弘扬的是正义。这是我们每一位新闻工作者永远不变的情怀。 《法制周报》追薪记者 符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