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文学写作，情怀是最重要的(图)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东山岛采风后来到厦门，与本报记者谈电影谈文学谈教学

　　新闻缘起

　　著名作家梁晓声来到厦门了。到厦门之前，他在“人民的好书记”谷文昌战斗了14年的东山岛走访了四天，亲眼见到了谷文昌在东山创下的丰功伟绩，亲身体会到了东山人民

对谷文昌历久弥深的敬意和怀念。谷文昌的忧患意识深深地打动了长期以来以忧患情怀写作的梁晓声，就在离开东山岛前来厦门的那一天，梁晓声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担任反映谷文昌事迹和精神的电影《大公仆》（暂名）的编剧。

　　25日晚上，本报记者探访梁晓声，在温暖的灯光下，梁晓声谈起了谷文昌，谈起了电影，谈起了他的教学生活，更不忘谈他那曾打动多少读者的文学作品。梁晓声说，如果我们不采访他，这个夜晚，他将写一篇随笔，取名《谷文昌的眼睛》。

　　梁晓声 （郑宪 摄）

　　人物名片

　　梁晓声，男，1949年出生，山东荣成人。当过知青，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年轮》和《雪城》等。其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及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荣获全国优秀小说奖。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

　　早期创作多以知青题材为主，有人称为“北大荒小说”，多描写北大荒的知青生活，真实、动人地展示了他们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理想；后期作品开始探讨现实与人性，长篇《浮城》以社会幻想的形式展现了作者对人类的末世的预测，十分深刻。

　　关于谷文昌 他有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

　　厦门日报：是什么促使您决定担任《大公仆》的编剧？谷文昌最打动您的是哪一点？

　　梁晓声：当我看到谷文昌的这张照片时，我被他的目光震住了，他的目光里充满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把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一个词“人文”。谷文昌出身农民，但就是这样一位农民出身的县委书记却成为了理想主义与实践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他是河南人，却把东山当作了又一个家园，一扎根就是14年，带领东山人民治风沙、建海堤、盖影院，为东山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其中最打动我的一个举措是，他为东山那多达几万人的去台人员家属平了反，改称“兵灾家属”，让他们在政治上不受歧视，经济上受到救济，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甚至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这个举措最能说明他身上的人文气质。人文关怀是国家公务员和广大民众沟通的前提。谷文昌虽只是一位县委书记，处在国家管理层中的基层，按古时候的说法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但他的精神高度却让他的形象不失为一位“大公仆”，而这一理念将贯穿整部电影。

　　关于编剧工作 我是非常棒的编剧

　　厦门日报：关于人民公仆题材的电影，之前已经有《焦裕禄》和《孔繁森》等电影，在《大公仆》这个剧本上，您打算寻求怎样的突破？

　　梁晓声：《大公仆》在叙事结构上应该更为现代。我始终坚持，越是主旋律的电影，就越应该遵循文艺创作的规律，越要拍得好看。要把谷文昌的大半生用两个小时来展现，我们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所以，我希望采用“大写意”的方式来拍，比如，战天斗地的场面将不会在我们的电影中出现很多，甚至可能一闪而过，相反，我们会用更多的笔触、更多的镜头去表现细节，以细节打动人，润物细无声。

　　厦门日报：不少作家总是把文学创作和影视创作分得很开，甚至拒绝影视创作，您本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家，现在要当编剧，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

　　梁晓声：别忘了我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当了20年的编剧，我的主业本来就是编剧，只是我“不务正业”，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创作，但是，我仍然要说“我不是一流的作家，但我却是非常棒的编剧”，电视连续剧《年轮》就是我担任编剧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也参与了编剧，现在，我又要担任《大公仆》的编剧，我相信，我在电影厂20年的工作经历将给我不小的帮助，影像视角对写小说帮助很大。

　　关于文学创作 我不想重复自己

　　厦门日报：文学创作有两大关：语言关和情感关。两大关都过就是很漂亮的作品，哪怕只过一关，也很不错了。您的早期作品《父亲》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就是这两关都很过硬，尤其是情感的穿透力很强。

　　梁晓声：两大关的说法很好。我曾经在黑板上对学生写下大大的两个字：“情怀”。我认为对于文学写作，技巧始终是第二位的，情怀才是最重要的。

　　厦门日报：想起过去您写过的那些深深地打动过读者的作品，您是不是还有心动之情？

　　梁晓声：我给自己规定，我不可以变成一个始终写从前的作家。从前那个时代跟现在太不一样了，那时，时代本身给人物的外在压力很大，所以这个人物一写出来就不同于当代人物的感受，本身就是特异的。这样的作品本身容易吸引人。但即使这样，我也不需要过多重复过去。

　　我的作品，包括《九三断想》、《九五随想》以及大量的杂文，很多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因此，我本身难免被符号化。读书本来应该是安静的享受的时光，但可能我们写作社会问题的含量比较大，经常使人边读边拍案叫绝，读完胸中块垒积压很重。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当代还有它存在的特定价值，我不会放弃这一领域，但是也不会一味重复。

　　我现在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反映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提案方式得到疏导，有时，我在政协会议上言辞激烈，甚至拍案而起。

　　情绪通过这两种方式得到释放，再回到小说的创作上，对自己就有新的要求，比如尝试语言风格的变化，比如尝试关注弱势群体。我经常强调要关注弱势群体，如西部的农民，城市的打工者。

　　关于中文教学 我希望学生能创造性想像

　　厦门日报：读者对您的近况很感兴趣，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梁晓声：我现在的身份是正式的教育人员，2002年我的工资和档案都转到了北京语言大学。

　　厦门日报：您认为中文系的学生应该具备哪些能力？

　　梁晓声：一个是“评”的能力，一个是“论”的能力。“评”可以单独评一部文艺作品，但“论”本身一定是穿透性的认识。这两项能力是中文系学生能力的底线，也是他们的看家能力。第三个是创造性想像的能力，这是能不能成为编剧家、小说家的决定因素。第四个就是学术研究的能力。当然，我是不太同意中文系就是全部培养研究型人才的观点。大学生毕业后以研究为职业的大概十分之一都不到，如果以此为培养方向，那是不是90%以上的人纯粹在陪读？我希望我的学生能掌握用中文思想的方法，有包容的襟怀，有为人文事业做事的能力。

　　厦门日报：您对自己的学生写作有什么期待？

　　梁晓声：我一个星期上两堂课，有时候会出命题让学生创作。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形象思维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写作训练是开启他们另一半大脑的一种方式。我当然也希望从中发现可以推荐发表的作品，但是大部分显然还不能达到这个水平。

　　厦门日报：您会不会在课堂上介绍您的作品？

　　梁晓声：在最初几年我从来不谈我的作品，也不许学生写论文以我的作品为例，这成了我的一个原则。但是今年我开始有所改变。因为学生要了解一个作品是如何产生的，就要了解作家本人以及相关的背景。但是研究近代作家只能翻阅资料，即使研究当代作家，要采访到本人也不容易。我就在他们身边，倒是可以最直接坦率地告诉他们。而我居然不允许他们写，也是不公平的，所以现在我同意其他老师的两个学生写研究我的文章。

　　印象

　　书上的晓声豪爽 面前的晓声内敛

　　读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和《父亲》，我一直把梁晓声想像成“大块儿吃肉、大碗儿喝酒”的豪爽汉子。乍见之后，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了那张英俊的脸庞外，梁晓声说话轻柔，走动时显得有些迟缓，我的第一反应是：梁晓声老了。他今年57岁了，有点老态也是正常的，但没有想到老得这么厉害。

　　他解释动作迟缓的原因：我的颈椎严重变形，痛起来要人命。据他分析，颈椎病是年轻时扛木头和长期伏案工作造成的，“爬格子”的写作方式也有一定影响。他现在还不会用电脑，所有的文章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在稿纸上写出来的，“爬格子”比“敲键盘”费力气。不过，他对纸笔的依赖性太强了，宁愿“避轻就重”。他对稿纸的要求很高，一看到好稿纸就有写作的冲动。纸和笔还有电脑所不及的好处：随时随地都可以写作。在东山岛采风的这几天，他又写了三篇文章，有小说，有随笔，他主动从皮箱里取出写好的作品给我们看，欣慰地说：“看到文字印在稿子上，心里踏实，它们再也跑不了了！”

　　严重变形的颈椎让梁晓声苦不堪言，有一天他想：我写了这么多字，是不是可以不写了？不写的话，颈椎大概不会痛得那么厉害吧？于是，他告别了20多年的专业编剧生涯，选择了到高校教书：一是可以述而不作，二是可以改“低头写作”为“举手写字”。“取高弃低”，说不定颈椎会在“举手之间”被“理顺”？过了半年“述而不作”的日子之后，颈椎痛似乎有所缓解，不过，另一问题出现了，他的心里憋得难受。他只得承认：写作是一种瘾，不是想戒就能戒掉的。于是，一本本新作面世了，去他颈椎的！

　　与动作迟缓不同的是，梁晓声的思维特别活跃。谈电影，谈文学，谈教学，不落俗套，一针见血。他说：“对于大学教师来说，述而不作是无能的表现，说和写必须比翼齐飞”；“写作时，情怀比技巧更重要”；“物质生活富足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不一定就充实了”……作家本来就是靠思想和文字行世的，思想不老，文字不老，身体老一点又算得了什么！梁老师，继续写吧。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年月 宋智明 实习生 黄碧梅(来源：厦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