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文化体制改革的科学内涵

　　乔新生文化体制改革是以弘扬中华文化，倡导先进精神文明为目的的意义深远的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界定文化这一社会现象。

　　当前在管理层和学术界存在着这样的误区，那就是把文化区分为雅俗两类，政府出资支持高雅的文化艺术，而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艺术则实行市场化改革。

　　事实上，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反映一个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形态。在社会生活中，大到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小到文艺作品的评价，都应该接受市场和群众的检验。凡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都是优秀作品；凡是群众需要的文化基础设施，政府都应该尊重民意，投资建设。如果人为地区分雅俗文化，然后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决定政府文化投资的方向，那么，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将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因此，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从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入手。当前我国文化管理存在着“越位”和“缺位”并存的现象。一方面，政府在大型城市投资兴建了大量文化场所，组建了众多的艺术院团，扶持所谓的高雅文化；另一方面，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政府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普通老百姓很难分享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文化是民主的，文化的管理也应该是民主的；文化是精神的，文化的管理也应该考虑到广大民众的精神需求。如果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所谓高雅艺术发展之中，而忽视了民间文化艺术的存在，那么，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一定会出现“损不足以补有余”的现象。中国的文化管理必须抛弃精英意识，必须还原文化自身的精神本质，从民间发现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且从民间吸取文化发展的丰富养料。

　　因此，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首先打破某些政府官员内心深处的所谓雅俗文化的界限，必须让他们伏下身子，认真倾听普通民众的意见。坦率地说，文化体制改革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打破现在文化管理上存在的“官本位”观念，将文化发展的蓝图重新交给普通民众，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确定文化发展的方向。

　　其次，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文化的多样性，采取措施保护传统民间文化，为中华民族留下历史的文化印迹，同时必须注意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与时俱进，大力发展符合时代需要的文化事业。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电视、电影和其他媒介催生了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的民间戏剧曲艺和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危险。谈论文化体制改革，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对传统戏曲的保护，并且希望通过加大政府资金支持力度，将传统戏曲节目发扬光大。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误区。文化体制改革不是无视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将古代的王侯将相或者封建迷信重新搬上舞台，而是要在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将那些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传统文化请到博物馆中，拨付经费加以保护。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需要不同的文化载体。在小农经济时代，需要传统的戏剧样式；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需要互联网络、电视等其他的文化表现形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文化现象自身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果文化产品被历史淘汰，那么，政府有责任将这些文化产品请到博物馆中进行保护，而不是花大力气将这些文化产品包装上市。

　　坦率地说，随着历史的变迁，过去的通俗文化会变成现在的高雅文化，现在的高雅文化也会变成未来的通俗文化。文化现象的高雅与通俗，不能取决于文化现象存在的历史长短，而只能接受市场的检验。

　　最后，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伴随着价值观念的改革。当前中国文化市场存在着许多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政府投入巨资净化互联网络，防止各类淫秽物品传播；另一方面，文化市场上各类带有人体展示的商业性文化演出层出不穷。一方面，政府出资奖励的文化作品无人问津；另一方面，政府限制生产的文艺作品却悄然流行。这些现象说明了我们的某些价值观念还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西方国家，在对待文化这一社会现象的时候，普遍存在着宽容的心态。而在我们国家，某些文化管理官员缺乏基本的民主意识，在对待文化这个体现公众基本价值观念的社会现象时，存在着居高临下的心态。

　　所以，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伴随着价值观念的改革。如果不能意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不把老百姓的感受作为文化改革的基本判断标准，文化体制改革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体制改革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没有繁荣的文化市场、良好的文化心态，那么，政治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如果没有健康的文化消费，那么，中国物质生产就变得毫无价值。所以，文化体制改革关系到精神文明发展的好坏，关系到政治文明的成败，关系到物质文明的兴衰。

　　如果说克服文化管理中的“官本位”现象，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基础和前提，那么，把握现代文化的内涵才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改变传统落后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