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世界遗产保护的回顾与思考

　　世界遗产深入人心

　　1972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17届会议上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85年，侯仁之等4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提案，1991年，中国跨进了世界遗产的门槛，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随着世界遗产的金苹果频频落入中国，世界

遗产在中国也日益深入人心。

　　世界遗产不仅仅是一种理念的传播与接受，更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与提升。在实践上，世界遗产为人类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确定了一个全世界文明国家共同遵守的标准，使我们从世界的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使遗产保护有了生动而具体的标准和前所未有的激励与促进。

　　面对绿草茵茵、环境整洁的大同云岗石窟，谁也难以想象，“申遗”前，这里曾是煤尘飞扬，车声隆隆，佛像个个灰头土脸，一片残破凋敝景象。国内几乎所有世界遗产地和正在积极筹备申报的地方，大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类似云岗石窟这样的一番天翻地覆的整治。借助“申遗”东风，一些过去久拖不决从而被称为老大难的文物保护和环境治理工作迎刃而解。

　　人们从平遥、

　　申报热潮方兴未艾

　　“世界遗产”是一块金字招牌，是一张在国际上畅通无阻的“世界名片”。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作为无形资产，它的潜在价值难以估算。于是，各地蜂拥而起，从公众到政府，从内地到边疆，都对世界遗产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少地方都在积极筹备申报，更多的地方则是跃跃欲试。从上世纪末至今，这股热潮方兴未艾。

　　然而申报工作却遭遇限额“瓶颈”，世界遗产委员会于2001年底作出决定：全世界每年入选项目总数为30个，每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有一处入选。突变的风云，使中国“申遗”高歌猛进的态势戛然而止，后备大军不得不在独木桥前耐心等待。

　　如果说遭遇名额瓶颈实属无奈，那么，在多年申报实践中暴露的一些其它问题则就不能归咎旁人了。特别是在旅游开发与清理保护之间，一些本来大有希望入围的地方却选择了前者。

　　在华山西峰，近年建有一座电力宾馆，由于宾馆污水浸渍，使作为华山标志性景观的西峰绝壁形成了一条人称“华山泪痕”的硕大污染带，令观者怵目惊心！在云南石林，怪石林立的大石林南侧建起了一座宾馆，而且南昆铁路就从石林西侧穿过；位于晋陕峡谷中的壶口瀑布，在相距不过数十米的河床上，也赫然建有一座“观瀑舫”，这些画蛇添足的败笔，拉远了它们与世界遗产的距离。

　　令人深感不安的是，这些杀鸡取卵式的开发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现象，而是全局性的普遍现象；不仅存在于正在申报的地方，更存在于已经成为世界遗产的地方！

　　世界遗产人满为患楼满为患

　　道教圣地武当山，近年来事故联翩，先是复真宫内的太子养生堂改建成宾馆被媒体曝光；接着是遇真宫大殿惨遭火焚；如今，一道高20米宽50米的水泥大坝又横亘在太子坡下的剑河峡谷！据说是为了搞“生态旅游综合开发建设项目”，开展漂流、游泳等水上项目。

　　武当山存在的问题并非绝无仅有。仅在去年，南京明孝陵申请“明清皇家陵寝”扩展项目刚获成功仅一个月，当地媒体就披露了明孝陵的“下马坊”将因宁杭公路拓宽面临拆迁窘境；三江合流刚刚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便传来了在怒江和澜沧江上兴建多座梯级水电站和水库的消息；人们称赞都江堰整治环境成果显著的话音未落，在其上游不远处兴建大坝的消息就随之而来；张家界刚刚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警告，“百龙电梯”便矗立景区……许多世界遗产地都在申报成功后展开了旨在发展旅游的破坏性“开发”。世界遗产地频频告急！

　　如今，世界遗产正面临着旅游

　　相比于“人满为患”，对世界遗产更严重的威胁是“楼满为患”，也就是遗产地的“商业化”、“人工化”和“城市化”。在世界遗产地附近、周围，以至景区内，几乎到处都有市声喧嚣的商业街、土特产市场，承德普宁寺竟将僧寮改造成了买卖街。最明显的人工化无过于索道的兴修。近年来，我国山岳风景区兴建索道成风，凡是山岳世界遗产地如

　　世界遗产交到公司手中我们不放心

　　以上问题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遗产被置于旅游公司管理之下，旅游公司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保护。旅游公司或许颇谙经营之道，但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却令人不能恭维，难免不办出一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外行之事。最显著的事例莫过于发生于2000年底的“水洗三孔”事件和去年披露的在乐山大佛旁凌云山石壁上按原大复制已经灰飞烟灭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两件耸人听闻之事。这种大胆与异想天开的荒唐开发，真应了一句名言：“无知者无畏。”世界遗产交到这些人手中，我们能放心吗！

　　世界遗产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开发。公司经营世界遗产的现象必须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此外，我国在世界遗产保护法制化、民众特别是官员素质的提高、管理体制的理顺、对外合作交流的开展等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尚待改进与完善之处，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