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滋百味话过年

　　在欢欢喜喜过新年的喜庆时刻，读着这些老上海讲述的过年故事，您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到了旧历年时，民间仍在偷偷过年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上海虽然是最早受到西风吹拂的城市之一，但是上海人仍留恋吴地旧俗。近百年来，尽管岁岁过年皆相似，可是家家户户的过年故事各不同：有战火中的苦熬，也有希望中的守岁；有千里外的奇遇，也有难回家的伤感……

　　国民政府曾下令废除春节

　　许洪新

　　1930年底，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过一道废除春节的命令。令云：民国元年（1912)已颁令废除旧历，以公历为国历。为认真推行国历，今起废除春节。这道法令规定1月1日至4日为新年假，凡传统于春节期间歇业超过4天的行业、企事业可以移延，但严禁在春节中休业。传统的年节活动相应前移：12月15日为年前扫除日；12月31日为除夕，举年夜宴；1月1日为新年正口，举行春宴；1月15日为元宵节，是日“打年锣鼓，游市上灯”。

　　为确保法令实施，国民政府命各报大力宣传，各机关、学校传达贯彻外，还通过各省市社会局、教育局和公安局采取各种行政措施。如禁止印刷、出版和销售旧历历书历本，禁止报刊附印旧历，学校调整寒假时间；邮局自1月15日起停止收受投发贺年片、贺年电；工厂对旧历春节期间上班者支付双薪等等。为此，上海专门印制了上万本新历和新春联，由各区党部分发；还提出了“过一个革命化新年”的口号，强调“党政军各机关工作人员，更要以身作则，为全民倡”，如有违犯将予处罚。12月28日，举行“推行国历演讲大会”，请出了革命元老、学界耆宿蔡元培，发表“国历远胜阴历，各界应切实奉行”的演讲。

　　此令一出，貌似雷厉风行，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岂是一纸命令就能废除的，民间消极抵制不说，各级官员也敷衍其事。以上海为例，头一年花了大力气组织了庆祝大会、灯会等许多活动，似乎还像回事。但到了旧历年时，各家仍偷偷过年，除夕那天鞋帽店拥挤不堪直至半夜，因为新年戴新帽穿新鞋乃吴地旧俗。1932年初，则适逢“一二八”战争，愤激与惊惶占据了人们的心头。1933年起，有组织的活动已渐渐销声匿迹，民间庆贺年节又复萌。到后来，除报纸不附印旧历和春节期间不停刊外，一切如故。

　　国民政府的这道命令，当时就引来了各方的批评。《民国日报》于1931年2月18日，即旧历之正月初二，刊发社论《昨天》，在历数了上海街头“锣鼓声、爆竹声，又到处显露着度岁的色彩了”，“一些私立学校依然放假数天”，“内地的学校更视国府明文为废纸”等事实后，明确指出：“废历系社会实际生活所形成……，想用命令和宣传力量，去革除废历，实系违背事实之奢望，决无立即实现之理。”这种“用命令的力量”革除旧历，“实系最大的错误”。

　　年三十夜唱暖台

　　姚士良

　　老朽虚度八十七，甜酸苦辣全经历。当年唱戏跑码头，夏顶烈日冬披雪。逢年过节别人事，艺人无年又无节。家家团圆庆除夕，我与家人挥手别。年三十夜唱暖台，唱罢暖台年初一。……

　　几句沪剧唱词，道出了跑码头艺人逢年过节的辛酸。说起跑码头艺人，好似生来就命苦，大年夜人家团团圆圆欢欢喜喜吃年夜饭，我们却远离家人，不是在车上便是在船上，赶赴沪郊乡镇各演出场所。不管遇到什么事，碰上多恶劣的天气，也不能误场。

　　大年夜的演出叫暖台，为的是讨个好口彩，明年场场卖个满座。年初一到初三加演早场，一天要演三场，哪还有什么吃年夜饭、过年的心思啊！有时夜场结束后，还要唱翻排（观众点唱小戏）。那些观众在赌场里赢了钱就要摆阔气，一点就是十出。一出小戏唱15分钟，十出就要唱两个半小时，唱得你昏头搭脑，喉咙打结（唱哑嗓子）。直到唱完翻排，天色已渐明，人累得吃啥都没滋味了，拖着疲惫的身子往被窝里一钻，睡得死沉死沉的，就算锣鼓鞭炮响彻云天也醒不过来。

　　1942年的农历新年让我最为难忘。那年我们在浦东南汇县城里演出。年初三那天，日本鬼子强令我们去伪县政府中山堂，为庆祝“日军大东亚战争胜利”演出。我们唱戏人在日本法西斯的血腥统治下受尽苦难，谁愿意为日寇演唱！但能不去吗？在日寇明晃晃的刺刀下我们只得屈从！

　　那天，怀着满肚仇恨，我们商议着唱什么。大家都想触触鬼子的霉头，不愿唱喜庆吉利的，但又不能被他们发觉，于是决定唱《庵堂相会》、《小和尚哭灵》、《徐阿增出灯》、《朱小天十八押》、《陆雅臣求岳母》这5出戏目。

　　戏目报给日伪方面审查后，他们倒同意了。其实这5出戏中的《小和尚哭灵》，是把光头和尚比作日寇，暗指他们迟早要惨败而死于异国。另一出《朱小天十八押》讲的是朱小天赌场里押青龙白虎，一口气押中十七押，发了横财，但在第十八押上竟一下子输得精光。这隐喻日寇目前虽打了胜仗，可最后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我们还在戏末加了句台词，朱小天自言自语地叹道：“唉！朱小天啊朱小天，我这‘老卜头’彻底输光，完蛋啦……”当时场内听到这话便掌声不绝。因为大家都叫鬼子为“老卜头”。“老卜头”完蛋了，大伙当然高兴！

　　那年我们虽然戏耍了日寇，但别的戏团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就在年初五的傍晚，来松江演唱的沪剧班子，途中遇上日寇与当地伪军发生冲突，竟向无辜群众开枪扫射。沪剧艺人范灵僧被当场打死，肚破肠流，鲜血满地，惨不忍睹。女艺人丁正娥手臂受伤，子弹穿过手掌，也是鲜血直流！

　　这就是我们跑码头艺人在日伪统治时期的新年里的遭遇！

　　站在马路上躲过年

　　刘其舜

　　在我的一生中，有一年的春节竟是站在街上过的。

　　那是1967年的春节，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消了春节的例行节假日。2月8日是大年夜，那天下午2时许，尽管取消了春节放假，可年还是要过的，厂里早早地放工人下班了。

　　这时我家来了位不速之客，她是我厂的一位同事，平时也和我走得很近，但她的突然造访还是让我很惊讶。

　　她抱着一大包书。坐定以后，告诉我，她的父亲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已经被批判多时了。她父亲的一个“铁杆保皇”的学生，悄悄地告诉她父亲，“造反派”要在大年夜晚上抄她家，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她生怕这些心爱的“封、资、修”书籍被抄走，只能避难来到我家并希望我把这些书藏起来。我当即答应了她。

　　我的“家庭出身”也不好，父亲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时，看到把里弄的铁门都拿去炼钢铁，炼成了“粢饭团”，说了几句“得不偿失”，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为了我们孩子的前途着想，咬咬牙只得离婚，这样也算是“划清界限”，才逃过了劫难。

　　吃晚饭时间到了，母亲留她简单地吃了一顿年夜饭。饭后，她惦记家里，又急又怕，于是我就陪她回家。

　　她家是沿马路的。我们到了她家的窗户底下，只听见“造反派”的吆喝声，她吓得不敢回去了。于是，我只得陪着她站在离她家不远处的马路旁，悄悄地等着，等着，一直等到很晚，等到年初一的凌晨了。要换了平时，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过大年夜，那是多浪漫的事啊，可我们却根本无心感受这份“浪漫”，只希望这漫长的一夜快点过去。我已不记得那天夜里我们说了些什么，反正她是又惊又怕。我只好反来复去地说着“别怕，别怕”那句连我自己也觉得没用的话……

　　就因为我陪她躲过了一夜，我们两人的感情也更进了一步。然而，由于我的“出身”不好，尽管我对她有点儿意思，却始终不敢捅开这层纸。过了好长时间以后，她的一个小姐妹的男朋友告诉我说，她对我也有点儿意思，可就是她母亲被抄家抄怕了，执意让她找个“成分”好一些的人嫁过去，于是我们的缘分就这样断了。

　　三只汤团

　　范光耀

　　1974年，我家住在余姚路棚户区。那是我家生活最艰难的一年。我们兄弟姐妹多，又都在长身体的时候，这无疑给本来就贫困的家境雪上加霜。到了过年，母亲硬是挤出一点儿钱买了汤团。她说，吃了汤团才会吉祥如意，团团圆圆。

　　我记得，母亲只买了二十四只汤团，而且还是那种最便宜的豆沙汤团。我们家有八个人，要分享这二十四只汤团，平均下来一人只能分到三只，然而，就是这三只汤团，也让我们兴奋不已。

　　最兴奋的当然属小妹了。14岁的她生不逢时，出生后就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小妹由于营养不良，身体一直不好。听说买了汤团，连水果糖都没吃过的她，高兴得一下子跳了起来，缠着母亲说：“妈妈，快拿出来让我看看，我保证不先吃！”看着小妹可怜巴巴的样子，母亲不忍心，只好偷偷地先下了三只给她吃。后来我才知道，那三只汤团是母亲把自己的那一份给了小妹。

　　吃汤团的日子终于到了。那天晚上，寒风呼啸，屋外还飘着小雪。我家小屋太挤，我们兄妹几个便早早坐在门外的雨篷下。母亲给我们每人端来了三只汤团，我们个个乐得合不拢嘴，三只汤团的确不多，但当时我们却非常满足了。小妹快活地说：“汤团真好吃！妈妈，要是天天吃汤团就好了！”她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嚼，不一会儿，那三只汤团就吃完了。随后，小妹便像馋猫似的盯着别人碗里的汤团。我和哥哥几个人却舍不得吃，生怕一不小心全进了肚子。母亲站在一旁，始终微笑地看着我们。最后她自己只吃了一点面条，然后像往常一样，刷锅、洗碗、给爷爷熬药，操持着家务……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家今非昔比，母亲再不会为吃汤团而发愁了。但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三只汤团，它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香、最甜的汤团。(《上海滩》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