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人文荟萃代有奇才

东林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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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故居

博古故居

张闻天故居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从遥远的关中平原来到秀丽的江南，定居在无锡梅里(今梅村)，号称勾吴。他带领当地居民兴修水利，农耕蚕桑，促进南北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独特的吴文化。这里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中的千年古寺惠山寺，有长期独领江南乃至全国文化教育之风骚的东林书院。钟灵毓秀的山水和古老昌盛的文化，滋养了一代又一代锦心绣口的杰出人物，正所谓：人文荟萃，代有奇才。

　　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东林书院是一座占地面积一万多平方米、明清风格的江南园林建筑，门牌号为解放东路867号。进入古朴典雅的正大门，迎面便是书院标志性建筑石牌坊，坊额上“东林旧迹”、“后学津梁”八个字，令人追忆起书院高标独立的学术教育地位。沿着素静的青砖甬道向前，依次为东林精舍、丽泽堂、依庸堂等重要建筑。透过这些灰暗斑驳的砖砌老屋，昔日的繁华依稀可辨。书院创建于北宋时期，当时的著名学者杨时长期在此授徒讲学。元代一度倾废为寺院。明万历年间，革职里居的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等倡议重修，并相继主持讲学，成为江南传播理学、发扬实学的重要场所。薪火相传，其学术教育传统绵延数百年，培养了众多俊采星驰的名人贤士。

　　顾宪成，世称东林先生，出生于无锡郊区一个勤劳耿直的书香世家。他31岁进士及第，官至户部主事、吏部郎中。面对明末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立志革新朝政，挽救风雨飘摇的王朝政权。当时，位高权重的首辅张居正病重，满朝文武都凑钱为其在东岳

　　万历三十二年(1604)，东林书院正式落成。顾宪成亲自为书院讲会议定宗旨、院规和会约仪式，还亲书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悬挂在院内，联云：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诚如这副对联所表述的，东林书院把读书讲学与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臧否人物。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活动颇受有识之士的欢迎，许多怀才不遇的士大夫闻风响应，人数之多，竟使书院学舍接纳不下。部分在朝官员也遥相应和，一时东林名声大振。由学术派别和舆论中心，逐步扩大和形成为要求改良社会的政治派别，时称“东林党”。

　　顾宪成病逝后，高攀龙接任书院主讲。东林人士在反对矿监税使掠夺民财之争中，与阉党势力水火不容。高攀龙等不顾安危，连续上奏弹劾魏忠贤及其爪牙的恶行。魏忠贤假传圣旨，大兴冤狱，残酷迫害东林党人。编造309人黑名单，榜示全国，生者削职为民，死者追夺官诰。天启六年(1626)，阉党再兴冤狱，向罢官回籍的党人举起了屠刀，大批缇骑四出捕人。高攀龙预感自身难免，便在自家后园投湖以终，享年65岁。他在遗表中称效屈原之志，以身殉国。数十年后，后人在其投水处筑“止水祠”，祭祀这位高风亮节的“儒者之宗”。上世纪50年代，当地政府在原址凿池置石，郭沫若题石“高子止水”。

　　东林书院在阉党之乱中不留片瓦寸椽，但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精神已深入人心。崇祯皇帝即位后，惩处阉党势力，昭雪东林人士，重修书院。此后，屡兴屡废。前几年，政府出巨资进行全面整修，主要建筑均保持明清时期的布局形制和鼎盛时代的风貌。

　　说起东林学子，必然让人想起巍然耸立于学术和创作两界的“文化昆仑”钱钟书。他毕业于东林小学，而东林小学的前身就是东林书院。

　　钱钟书是世家望族的长子，钱家祖宅在市中心新街巷(旧名七尺场)30号、32号，一处典型的江南庭院式民居，当地人惯称“钱绳武堂”。粉墙黛瓦，竹丝镶门，主体建筑为面阔七间的二进平房，前屋第二进大厅匾额上题“绳武堂”三字，取自《诗经·大雅·下武》“昭兹来许，绳其祖武”句。上世纪以来，钱氏门庭英才辈出。除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外，还涌现了钱钟韩、钱钟鲁、钱钟泰等多位成绩斐然的专家学者。

　　旧时，儿童出生一岁有“抓周”的风俗，正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周岁抓周，抓的是脂粉，钱钟书抓了一本书，于是取名“钟书”。或许是天意，他确实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父亲钱基博为著名国学家和教育家，曾任国立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教授。他深谙言语招祸之理，所以据汉人扬雄“默默者存”语，替钟书取字“默存”。果如父亲所期望的，钱钟书一生言语谨慎。

　　在浓浓书香氛围的浸润中，童年钱钟书在七尺场祖屋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与堂兄弟们快乐嬉戏，识字读书。上学前，已读过《论语》、《孟子》、《毛诗》等不少古籍，还涉猎了大量古典小说，成为兄弟中的“故事大王”。许多年后，在英国伦敦他对妻子杨绛讲起旧小说中，哪条好汉使哪种兵器，重多少斤，历历如数家珍。在东林小学读书的最后一年，钱钟书结识了年长其15岁的文史大师钱穆。当时钱穆和钱基博同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钱基博曾出示儿子的课卷，钱穆惊呼钟书“聪慧异常人矣”。过了几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钱穆的专著《国学概论》，请钱基博作序。钟书代父执笔，序成，钱基博仔细审阅数遍，竟一字未改。结果商务印书馆和钱穆都未发现，这篇文笔老练、引经据典的美文竟出自一名20岁的青年之手。

　　钱钟书年少时便有英才之称，但得名之盛却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他首先在海外大放异彩，然后才有国内的“钱钟书热”。美籍华人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将他专列一章论述，称其《围城》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还是最伟大的小说”。1979年，其淹博宏通的皇皇巨著《管锥编》问世，震惊学界。第二年，长期销声匿迹的《围城》在国内重版，13万册之数百日内便告售罄。旧著《谈艺录》、《人·兽·鬼》、《宋诗选注》和《旧文四篇》等接连重印。至1990年电视连续剧《围城》播出，钱钟书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他的或有关他的书籍，无论好读还是难懂，一律畅销；他的趣闻轶事抑或片言只语，报刊均津津乐道；关于他有专门的期刊《钱钟书研究》，又有“钱学”名目，历年谈论他的文章，单目录便可以印成一部不薄的书；对他的赞誉之辞，大概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诸如“学术泰斗”，“文学大师”，“人中之龙”等，不一而足。

　　面对外界如潮的好评之声，晚年的钱钟书依然守素抱朴，闭门著述。当年，全国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找他商量，被婉言拒绝。别人告诉他要付报酬，他淡淡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钱穆是无锡钱氏又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自幼勤奋好学，中学毕业后，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大学刊登的招生广告，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入学后则以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为教本。他立即找到这两本书，闭门苦读，一心想进北大深造。由于少年失怙，家贫无依，未能升入大学。此后，钱穆辗转无锡乡里10余年，一面教书育人，服务桑梓，一面焚膏继晷，“未尝敢一日废学”。上世纪20年代末，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回苏州老家小住，经友人介绍，登门造访时任苏州中学国文教员的钱穆。读了钱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顾大加赞赏，称“君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次年，得顾氏举荐，钱穆入燕京大学国文系教书，后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的学问功底深厚，知识广博，能言善辩，所授中国通史课广受学生欢迎，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连外校的同学也纷纷慕名旁听。钱穆早年没有机会进大学读书，20年后，自学成材，先后走上北大、清华等国内一流大学的讲台，成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令人不可思议！

　　有人说，钱穆不是一位纯粹埋首书斋的学者，他为学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和以天下为使命的责任感。此乃知人之论。晚年卜居台北的他，心系两岸，主张和平统一，反对“台独”，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赤子情怀。

　　钱穆的长兄钱挚一生在家乡从教。他有一位了不起的儿子，即著名科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钱挚英年早逝，儿子钱伟长由叔父教养成人。钱穆在台北去世后，钱伟长送了一幅长长的挽联，表达对叔父的怀念和感恩之情。联曰：

　　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贤叔，

　　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

　　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

　　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钱钟书故居东面的崇宁路上，有另一位东林学子博古的故居。这组典型的江南名居原为地方名流、博古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堂”，建于清光绪末年。博古原名秦邦宪，他幼年失怙，与母亲和弟妹相依为命，在这幢旧宅里度过了4年艰难岁月。少年博古沉默寡言，喜欢思考问题。在东林小学读书期间，喜爱国文和算术，熟读《左传》、《史记》，打下良好的国文基础。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留学苏联，回国后历任中共临时中央局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负总责，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与王若飞、叶挺等人一起不幸遇难，年仅39岁。

　　与博古一样，张闻天也曾主持过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负总责。他一生中最后一段时光就是在无锡度过的。其旧居坐落在幽静的汤巷内，一幢西班牙式的红色两层三开间楼房，庭院里种植白玉兰、石榴花和龙柏，葱郁宜人。

　　这位老资格的中共领导人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文革”中又被彻底打倒。最后，下放到远离京城的广东肇庆。古稀之年，经反复请求，才批准他落户离故乡上海川沙不远的无锡城。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携家人告别幽居6年的肇庆，向太湖之畔的无锡进发。75岁的他回忆自己参加革命56年，叶落归根，晚年总算可以回到江南故地，不胜唏嘘。他对无锡的印象一直很好，早年在小说《旅途》中，曾用赞美的笔触描绘过当地城乡的风物人情。

　　张闻天刚抵无锡时，全国上下正在热评《水浒》。可以说，这部古典名著成书六百多年来，从来没有如此多地被人挂在嘴边，被报刊反复提及过，原因就是毛泽东主席对此书有过一次谈话。有人借题发挥，矛头直指所谓“否定文化大革命”、“架空晁盖”的现代投降派。张闻天虽然早已不过问政治，但对时局的发展忧心忡忡。在给外甥的一封信中说：“关于《水浒》的评论，现在很多，我看得很少。从历史眼光，即从唯物史观的眼光，评论《水浒》的似乎还不够多。但《水浒》终究是小说，不是历史。”他专门到图书馆借阅《宋论》、《续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简编》等书籍，借历史经验洞察复杂变幻的社会现实。在狂热迷乱的年代，老人依然保持着冷静、清晰的头脑，殊为难得。

　　春暖花开的季节，张闻天走出旧居，畅游梅园和太湖，在鼋头渚长春桥堍，赏樱花，观碧水。他由衷地赞叹：“世界上都知道有个日内瓦，可无锡的自然条件不比日内瓦差。”

　　1976年7月1日，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老人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有关部门规定：不开追悼会，不出现名字。连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伴敬献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绝情悖理，匪夷所思。历史无情亦有情，3年后他的冤屈获得昭雪。后来，汤巷的旧居被修缮一新，正式对外开放。人们可以在此缅怀这位老共产党人荡气回肠的曲折人生。

　　无锡多才子，薛福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老城区西南部护城河畔，有一大片晚清风格的花园式大宅院，叫“钦使第”，乃近代著名思想家、外交家薛福成故居。这座大宅院是由他亲自筹划，长子薛南溟具体营建的。宅院厅堂面阔九间，相对分成三个三间厅。按清制，二品以上官员的住宅厅堂，面阔不得超过五间，进深不得逾九架。官衔仅为正三品的薛福成别具匠心的设计方案，使宅院既不违制，又显得高大气派。

　　薛福成出生在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父祖先辈都是皓首穷经、崇尚诗礼的士子，期待寒窗苦读，一朝踏上“学而优则仕”的功名坦途。父亲薛湘千辛万苦，人到中年才考中进士，成为府学教授，他以“学有根柢，则枝叶自茂”教导孩子。受乃父影响，薛福成从小埋首于四书五经和八股章句之间， 以求。20岁那年与弟弟福保参加无锡县童业考试，双双告捷，同补县学生，轰动乡里。1865年6月，北上剿捻的曾国藩张榜招贤，侨居江苏宝应的薛福成跑到运河码头谒曾，递上洋洋万言的《上曾侯相书》，就当时的社会问题建言献策。曾国藩阅毕，赞叹不已，立即将其留下当幕宾。以后，他代山东巡抚丁宝桢奏《应诏陈言疏》，内有“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政治远见，提出变通陈法，讲求自强的具体措施，朝野为之震动。他的《筹洋刍议》系统阐述改良社会的设想，呼吁变法、抵抗外来侵略，对后世启发极大，是近代“言西事之书”的“佳作”(梁启超语)。

　　薛福成的远见卓识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多次出使西欧各国。1894年，归国途经上海时积劳成疾，其时老家的豪宅刚刚竣工，他还来不及住进去，便驾鹤西去了。死后归葬无锡 嶂山麓。

　　多年前，美国宇航部门发射一颗卫星至太空，给太空中可能存在的生物送去地球人的问候。在代表人类文明的作品中，有一首乐曲来自中国，它就是民间艺术家阿炳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阿炳，一位天才绝伦的音乐奇人，无锡人引以为傲的乐器圣手。

　　在城中公园附近一条小巷的深处，一堵白灰墙上挂着一块木牌，上书“阿炳故居”四字，下面还有一段文字：“阿炳故居在今图书馆路30号，原为雷尊殿道观房产，始建于清末。阿炳，道名华彦钧，无锡人。1893年出生于雷尊殿‘一和山房’，8岁在此出家当道士。1950年病逝于家中。有《二泉映月》等名曲传世，誉满海内外。经市人民政府批准，阿炳故居的保护范围为雷尊殿原建筑及其院落，即今图书馆路24号至30号以及40号至50号，此范围之外20米内为建设控制带。1994年6月15日。”眼前一片低矮的白灰青砖房，简陋陈旧，与房主清贫坎坷的一生颇相吻合。

　　阿炳自幼丧母，父亲华清和为洞虚宫雷尊殿当家道士，远近闻名的出色乐师。华清和原打算让儿子好好念书，学会写字算术，长大后做学徒谋生。可是，小阿炳似乎对笛子、胡琴之类的乐器怀有与生俱来的感情，面对严父的斥责和棍棒，他宁愿吃苦受穷，决意进雷尊殿当道童，目的就是可以学会演奏各式乐器。阿炳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贫困潦倒中度过的，双目失明后，流落街头，卖艺为生。他把痛苦生活的感受，用音乐倾泻出来，情真意切，扣人心弦。除了出神入化的演奏技巧，没有现代乐理知识的阿炳最了不起的，是擅长吸取民间音乐的精华，在节奏和旋律上进行改编和创作，留下了一首首闻名中外的民乐演奏曲。一个被世俗偏见踩在生活最底层的草民，终于在神圣的音乐殿堂里占有一席之地，并名垂千古。

　　(文/郦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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