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

　　电影院的常客

　　本报记者 李宏宇

　　2005年，国内某院线上映了117部影片，杨雷到电影院里去看了其中7部，另外还有约十七八部，他是通过DVD或网络下载解决的。

　　杨雷看电影花钱最多的情况，是《金刚》初上映，票价80元，两张票加上来回搭乘出租车，随便吃点饭，总共200多元。杨雷算了算，发现自己在2005年花在购买电影院门票上的花费不超过600元，对于他8000元左右的月收入而言并不算多。

　　大多数情况，杨雷和女友会选择半价场，两张票也就60元。北京的周二影院半价日已经大受欢迎，有时候门票甚至会卖空。杨雷通常在周二午饭时间步行5分钟，到公司旁边的东环影城，买好晚场的票。

　　对杨雷来说，去电影院的原因无非两个：“需要看效果的片子，或者某个片子特别想看，调节一下生活气氛。”不过他觉得电影院里总是以几部“大片”做主打的状况有些单调，“一些好电影排不上档期，或者排上了也很短，否则我不可能不知道。”他说的“好电影”包括《向日葵》和《独自等待》，看过6块钱买的影碟，他觉得很多人应该会觉得不错，“完全没有印象它们公映过，否则会去影院看的。”

　　杨雷的旧同事常晟现在在一家网络公司任部门总监，收入要比杨雷更高一大截。2005年，常晟在电影院看的电影超过10部，其中两三次是公司发的福利票。他购买了中影电影院的观影卡，价值100元的卡上可以打10个孔，一场国产片打2个，进口片3个。这一年他和夫人用掉3张卡。中影电影院在北京城北，他的家在东南郊的亦庄，晚上看完电影回家已经不堵车了，但他开车也需近1小时，“看电影不怕远！”常晟很决然。

　　北京东北部的汽车电影院也是常晟觉得有意思的去处。一辆车两个人，门票100元，4部电影联映。“挺便宜的，只要你精神够好。我一般只看两部。”汽车影院的效果虽不比城里的多厅影院，但是自在，可以抽烟喝酒，夏天还有卖羊肉串的；或者还可以“观察周围有多少汽车在摇晃”。

　　什么条件能让你更经常去电影院？

　　常晟的回答既简单又复杂：“有好看的电影。”

　　去年看的10多部电影有几部算好看？“得想想，还真想不起来几部……”

　　一本50年的电影账

　　□本报记者 甄晓菲

　　老甄今年虚岁55，“影龄”大约50。

　　老甄在号称“关外第一站”的锦州当了一辈子铁路工人，最近刚刚办了内部退休手续。退休之后，老甄和已经退休一年的老伴，从东北的锦州来到广州，和在这边工作的女儿一起过春节。

　　女儿想带老甄两口子去看《金刚》，一听说每张电影票要80元，老甄头摇得像拨郎鼓：在锦州，这80元抵得上半个星期的菜钱，究竟啥样的电影能值这么多的钱？女儿告诉他，《无极》在北京的首映票价为1880元，他皱起眉头问：这是啥片啊，咋这么值钱哪？都啥人去看了？

　　8分钱——没完成的探险

　　6岁那年，六叔带上老甄去看电影，那是老甄看的第一部电影，在当时最大的电影院——文化电影院。过了快50年，他还记得片名——《十字街头》。

　　6岁的老甄弄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坐下来之后，周围就变得一片漆黑，面前的白布上老有人在晃来晃去。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会在那个白幕后面又哭又笑。趁六叔不注意，他从座位上溜下来，深一脚浅一脚挤到过道，往白幕那边跑，想去摸摸上面的人儿。还没等摸到，他就被舞台挡住，左转右转找不到路，只好转身想找到原来的座位。

　　但是漆黑一片的电影院里，根本看不到六叔在哪儿，老甄一路顺着光，跑出了放映厅。电影院离家也不远，老甄还能记得回家的路，就一路溜达着回到了家。

　　第一次看电影的体会，就是一张8分钱的票，买了个没完成的探险。

　　1角钱——放牛班的春天

　　老甄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每个月都会组织看几次电影。

　　家里生活困难，所以每个月老甄只能去看两次电影。超过两次，爹娘是不会给钱买票的。于是有很多次，老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其他的小朋友去看电影。如果不去看电影，老师还不让他回家，必须留在学校写作业。不过全班52个同学，还有10个左右比老甄更惨，他们连第二场电影的票钱都付不起。

　　老甄从那时起爱上了看电影，啥影院放啥电影，他只要闻着味了，一定会溜过去看。上小学三年级时，还是那个文化电影院，有一场苏联电影，叫《勇敢的人》。当时的彩色片并不多，老甄却被爹娘告知，这个月的两场定额用完了，不许再去。老甄抓心挠肝，溜到文化电影院没有人看守的东门。东门是个破木门，下面的空隙刚好能容得下一个小孩钻进去。虽然空隙被铁丝网封住，四五个小男孩还是硬生生扒开铁丝网，一个接一个爬过去，钻进放映厅，美美地看了一场最时髦的彩色电影。

　　那是在1963年，离“文革”还有3年，当时的票价是1角。

　　老甄上了中学。没读上几天书，“文革”爆发，所有故事片都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新闻简报”。老甄印象最深刻的片子有毛主席8次检阅红卫兵，还有西哈努克亲王视察中国各地的系列片。这个时候的电影票还是1角一张，但家里给钱也慷慨了一些。原因很简单，对青春期的小男孩，如果不想让他去外面乱跑学坏，不去参加枪林弹雨的武斗，最好的办法就是尊重他的个人兴趣爱好，想看电影就看电影，想读小说就去读小说。反正新闻剪报里面既没有暴力更没有色情。

　　2角钱——阳光灿烂的日子

　　老甄在1970年参加工作，当时他刚满18岁。电影票慢悠悠地从一角涨到一角五，再涨到两角。但这对老甄来说不是问题，他每月有33元工资，当时既不用养家，也不想攒钱。

　　老甄每逢不上班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在锦州市的大街小巷转悠，看到哪个电影院有没看过的电影，立刻买票进去看。

　　从这个时候开始，老甄陆陆续续地看了很多来自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朝鲜的电影。到现在老甄还能清楚地说出那些片名，像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山鹰之歌》，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勇敢的米哈依》。

　　那段时间，朝鲜电影很赚人眼泪，确实是“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老甄记得清楚的有《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金姬和银姬的命运》。

　　除了从这些伙伴国家输入的电影之外，老甄看得最多的就是8个样板戏。老甄说这8个样板戏，平均每个都看过5遍以上，“没有别的，你不看咋整？”据老甄回忆，在8个样板戏中，现代京剧《杜鹃山》在锦州放映的时间比较早，据说是因为片中的布景塑料花全部都是由锦州市塑料花厂提供的。

　　5角钱——两个人的电影

　　1978年，老甄参加工作到了第八个年头。一个人看了这么多年的电影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陪自己看电影的人。这一年夏天，他认识了一位姓王的姑娘。

　　他记得相亲的日子是1978年的7月9日。两个月后，伴着一场不小的秋雨，两个人一起去看了第一场电影——越剧《红楼梦》，票价2角，不久以后就涨到了3角，然后就是5角。

　　王姑娘不在本市上班，在离锦州一个小时火车车程的北票，每周才能回来一次。于是老甄每周都往她的单位打电话，问好她哪天回来、车几点进站，然后买好电影票，到车站接来王姑娘，一起去看电影。

　　他们俩是看电影的好搭档，老甄不抽烟，王姑娘不爱吃零食，买了票就专心致志地看电影。那时，电影院里总会有人磕瓜子和抽烟，执勤人员会时不时拿手电筒在电影院里巡逻，看见抽烟的，会压低声音喝斥：“赶紧把烟给我掐了，赶紧掐了！”

　　结婚后，两人继续一块看电影。在老两口印象中最深刻的是1983年的春节，俩人去看通宵电影，一连5个片子，从初二晚上9点一直放到初三早上六七点。

　　“全是好片啊！”老甄说，那5部电影按顺序是《三十九级台阶》、《海狼》、《阳光下的罪恶》、《神秘的黄玫瑰》(罗马尼亚)。最后一个是国产片，老两口对片名的回忆产生了分歧，老甄记得是《满意不满意》，老伴记得是《甜蜜的事业》。

　　5元钱——布面沙发也不错

　　锦州市原来有10多家电影院，还有很多工厂的俱乐部礼堂，都卖电影票，放的是正宗的胶片电影，而不是后来的投影录像。

　　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些地方一点一点地销声匿迹。老甄还是喜欢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转啊转找电影看，原来自行车后面还坐着老王，现在老王忙着作家务带小孩，老王只能又开始一个人看电影了。

　　有着木头楼梯的群艺电影院，原来是戏院，老一点的锦州人还是管这个地方叫“南戏园子”。当时这个地方是评剧角儿们的天下，花淑兰、韩少云和筱俊亭都在这里唱过戏，而现在，戏院连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

　　同样遭遇的还有一个叫“烧锅大坑”的地方，这原来是个酒厂，曾经挖出过道光二十五年的木头大酒缸——“酒海”，里面还有4吨多当年的原酒。这附近有锦州市京剧院的排练场，老甄曾在这里就着浓浓的酒糟香味晃过了一场又一场电影。

　　这些地方一片一片消失了。

　　老甄记不得最近一次买票看电影的准确时间了，反正每年春节，单位都会发福利电影票。

　　1997年，上高中的女儿打电话到电台参加热线答题，拿到6张电影票的奖品，一家人就去了当时锦州市最大的电影院——文化影都，看了大片《恐怖地带》，这也是当年老甄第一次看电影的地方，只是那时候的二层楼改成了三层，放映厅也增加到了4个，除了最大的放胶片电影的叫“牡丹厅”，还有其他放投影录像的，叫“白玫瑰厅”、“黄玫瑰厅”。

　　老甄后来还在家里看VCD和DVD，他越来越觉得女儿借来和买来的碟看不太懂了。看原声电影的时候，他更是手忙脚乱，看了字幕顾不上情节，光看情节又听不懂主人公们在说什么。央视电影频道还会有一些老电影，老甄一开始津津有味地看，后来对每隔一会就打断节奏的广告实在忍无可忍，就中止了在电影频道看电影的习惯。

　　老甄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应该看什么电影，或者能够看什么电影。他最郁闷的是2003年春节，一家三口在家看《无间道》，老甄和老伴从头到尾，都是靠着女儿的解说，才勉强弄明白了剧情。

　　来广州前，老甄在家乡看了最后一场电影《张思德》，单位发的票。这之前，很久没有进电影院了，座椅好像舒服了很多，原来不是木头椅子就是破旧的皮革沙发，这次软软的布面沙发也还不错。

　　老甄终于默许了女儿的要求，决定在春节期间一家三口去广州的华纳影城，看一场60元票价的《战鸽总动员》。女儿告诉他，这是一部讲二战的片子，主角是一群鸽子，情节又像《虎口脱险》，又像《兵临城下》。女儿没有告诉他，其实这是一部动画片。因为在我父亲老甄的眼里，动画片可不像有大场面的片子，更不值得花60元钱去看。

　　在工地看电影

　　□本报记者 石 岩

　　1.

　　一块皱巴巴的电影幕布被抓起四个角，挂在五六米高的脚手架上。机器轰鸣的工地上， 2米×３米大小的幕布挡不住周围高大玻璃塔楼投射出来的灯光。气温零下4度。吃过晚饭的农民工三三两两聚集在幕布下面。

　　腊月十六晚上，在干了 12小时体力活的工地上，农民工们老乡挨着老乡，等着“民工影院”电影的开场。

　　这是北京朝阳区文化馆“民工影院”的第255次放映，放的是2004年出品的国产片《冲出亚马逊》。

　　河南籍的农民工小申说，去年“五一”在“鸟巢”(2008奥运主体育场)干活的时候，在工地上看过这片子。但这并不妨碍小申这回观片的兴致。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他的目光舍不得从银幕上挪开。

　　没电影看的晚上，小申们的娱乐不外乎打牌、看报、在街上游荡。与工地相隔一站地的地方就有电影院，小申和他的工友没有谁肯花钱买票看电影。

　　“一张票好几十元，比我们一天的工钱都多。我们一天的工钱才30块钱。”山东籍的刘师傅伸着三只皲裂的手指在记者眼前比划，论证要他花钱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不可能。

　　2.

　　北京市第二房屋修建公司的宿舍是一间废弃的大礼堂。水泥舞台和顶棚上的装饰花纹以及射灯还依稀可见。现在，礼堂里横竖摆满了150张上下铺的架子床。偌大的房间有两样电器：电暖气、每隔几张床亮着的一盏15瓦的节能灯泡。2005年12月中旬，来自河北邯郸的20 岁的农民工小陆在这间宿舍里看了“民工影院”的第254场电影。

　　当天，因为有电视台的记者来录像，公司管理民工宿舍的徐师傅一再警告农民工们“抽烟到外头抽”。

　　小陆和工友们坐在架子床上，靠着被垛，很规矩地把电影看完了。电影开场之前，小陆还应邀跳上水泥舞台，跟多才多艺的放映员合作表演魔术。

　　小陆对那晚电影的记忆相当模糊，一会儿说看的是《暖情》，一会儿说是“李连杰在里头呆着”的片子，一会儿说是故事片，一会儿说是科教片。

　　20岁的小陆从来没去过电影院。他上一次看电影是在三四年前，村里有人家娶儿嫁女就会在村口放一场电影，“大概要花上千把来块钱”。

　　他的工友们也极少有人拥有过去电影院的经历，只有两个人是例外。

　　一个20岁出头的河南小伙子说，他上小学时，学校组织到电影院看过“打仗片”。另一位来自邯郸的30岁出头的师傅说，他10年前花 3元进过县城的电影院。

　　听到记者一再问一群跟电影“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关于看电影的问题，站在一边的宿舍管理员徐师傅插进来问：“能透露一下，现在一张电影票多少钱吗？”听说大电影院一张电影票得花50元左右，徐师傅“噗嗤”乐了，“那他们不可能去！您别说他们，我都多少年不进电影院了。”

　　3.

　　你最近去过电影院吗？

　　1月12日 ，记者问了1个北京人、7个河南人，5男3女，从 18岁到43 岁，其中北京人是出租车司机，7个河南人是小区的保安、保洁员和管子工。

　　43岁的“的哥”张师傅与小舅子合开一辆车，早6 点到晚6点，1天的时间被劈为两半，一人开一半。张师傅的声音很疲惫，但他强调，他心里很幸福。他的幸福指标里压根就没有“电影”这项：他有一个当小学老师的妻子，一个上小学的儿子，一套需要还月供的房子，打开电视，有节目看就是幸福。

　　让张师傅想一部能叫上名字来的国产电影，他脱口而出的是《鸡毛信》和《朝阳沟》。

　　管子工安师傅和张师傅从河南来北京已经十几年了，他们最近一次看电影是10年前在北京月坛大厦看的《泰坦尼克号》。当时，他们俩在大厦干活，《泰坦尼克号》是大厦放给大厦职工看的福利电影，他俩属于蹭看。

　　对电影票价，安师傅能承受的是“别超过两三块钱”，他随即补充，“天天两三块钱，也受不了。”记者说：“不天天的，一个月看一回，最高多少钱能接受？”安师傅说：“别超过5块钱吧。”——安师傅每月收入约1000出头。

　　18岁的河南姑娘小马是小区的保洁员。记者去她位于一幢居民楼地下二楼的宿舍找她的时候，她正在看电视，不知道是信号的问题还是电视机的毛病，屏幕上一片雪花。

　　小马2005年7月份来北京。到目前为止，除了小区所在的望京，她到过的另外一个“北京的地方”是回龙观。小马也许是个特例，她晕车。与小马同宿舍的、不晕车的两个女孩子，最远的足迹到了距离小区4站地的小营。

　　电影，在这些十八九岁的、处于电影业者们划定的“主流观众年龄段”的姑娘的生活里，根本没有位置。

　　小马每个月有500元收入，攒3个月可以攒起1000 块钱，每攒够1000元，就寄给家里。

　　4.

　　如果没有“民工影院”，很多以“农民工”的身份在这个城市讨生活的人将跟电影无缘。

　　“民工影院”归属于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下辖的朝阳电影发行公司。2004年 11月成立到现在，“民工影院”累计放片255场，观众逾10万。

　　“一般来讲，农民工们还是愿意在工地上看到电影的。即便有些片子电影频道放过，或者他们已经看过盗版碟了，他们还是愿意跟同事们坐在一起，一边看，一边讨论，那是一种社交活动。那种气氛是在家看碟、看电视的时候没有的。”冯启安说。

　　2005年，“民工影院”得到北京市政府40万元补贴，文化馆用其中20万元购置了10套放映设备，还购进新片20余套。这20套新片加上发行公司库房里原有的千余只拷贝就是“民工影院”的片源。这些“片源”中既有《刘胡兰》、《报童》、《大决战》、《焦裕禄》这样的老片，也有《功夫》、《手机》、《孔雀》、《太行山上》等“新片”。

　　让冯启安颇感自豪的是，“民工影院”很多“新片”的放映时间跟主流院线的放映时间只相差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