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防疫人祸大于天灾

　　隐匿不报———敢于直面———积极应对。中国公共防疫，在几年之内走出这样一条轨迹。非典阴影下的防疫漏洞

　　回忆2003年时的非典，至今让人心有余悸。在广东肆虐数月后，非典才向内地转移。但在这个时间段，不完备的防疫体系没有迅速建立。当疫情迅速蔓延时，一些部门本能的反应是“掩盖”。为此，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辞职。

　　非典疫情前所未有，防疫体系难以应付。这让社会尤其是医疗机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003年4月15日，北京西郊一家医院收治了一名发低烧的小伙子，警觉的医院把小伙子作为非典疑似患者向区里做了汇报。但是，因为区里还没有开辟非典专门医院，只好指示医院自行解决病人收治难题。

　　4月16日，区里确定了非典医院，病人可以转走了。在护送小伙子到专科医院时，院方才发现，他们手里根本没有防护设备，甚至连一件防护服都没有。送行的情景十分悲壮，医院领导带头，医护人员争先恐后，临上救护车时，不知谁拿来几个黑色大垃圾袋，于是，送行的四五个人每个人身上罩了一个垃圾袋出发了。

　　非典之后，从恐惧中挣脱出来的人们开始对“不完善的公共防疫措施”进行反思。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孙长颢院长认为，公共卫生体制在此次疫情的预警、预防、统计、发布、研究、控制等方面工作存在不足。

　　在今天看来，非典也并非一无是处。它的“功劳”在于，迫使各级各类公共防疫建设快速建立。

　　在2004年的禽流感降临时，政府、民众就显得从容得多。

　　禽流感暴露农村防疫漏洞

　　禽流感出现后，在政府的严密关注下，各地也在积极采取措施：扑杀病禽，控制疫区，出台法规积极争取财政补贴措施，这是我国防疫水平提高的主要表现。

　　然而接受非典教训，民众见禽变色。市场家禽滞销，鸡蛋价格一降再降。一些养殖户遭到沉重打击：禽类市场封闭，良性运行的市场链条中断，经济损失巨大。由于许多养殖户是借钱养鸡，鸡被捕杀后无力返本还债，产业链条断裂后没有能力再恢复生产。

　　“还是防疫措施不到位，否则事情不应该到达如此严重的地步。”一位专业人士认为。

　　河北省畜牧兽医站对散养农户进行监测的结果显示，散养户的家禽抗体普遍不达标，成为当前防控禽流感的难点。

　　目前，广大农村卫生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力量不足，农民缺乏必要的防疫知识和意识，农村动物防疫体系普遍出现“断层”。

　　2005年12月6日晚，卫生部通报广西资源县10岁女童唐丽花被确诊感染禽流感。在记者采访时，唐的爷爷说，他家从没听说过禽流感。家中电视年久失修，早已看不到电视节目。所以家里的鸡鸭病死后，唐丽花及父母都吃了。

　　可以看出，公共防疫的薄弱在经过非典、禽流感之后正一步步被克服，然而，人为的漠视依然是公共防疫的致命死穴。

　　艾滋病疫情拷问“人祸”

　　一直关注艾滋病疫情的佑安医院医生张可在2000年时，就跟河南一领导商量，能否将艾滋病的事公开，因为公开后会获得很多援助。可这位领导急了，说：“万万不可以公开，一旦公开，就没人到我这里投资了。”

　　因为卖血感染导致的艾滋病在河南的创伤尤其严重。官方公布的数字是2.5万感染者，民间统计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张可痛心地说：“这本来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如果早期行动，可以将损失和影响控制在最低范围，可是，因为某些机关、某些人不愿面对现实的态度，一再错失良机。”

　　1993年疟疾流行和1994年发现HIV感染的问题后，河南采取过一些措施，比如停办血站。可是措施并不得力，大量血站根本不理睬通知，大多数血站直到1996年才停止有偿献血。

　　1999年，由于艾滋病正常发病高峰期的来临，人员开始不明原因死亡。许多有一定文化的农民开始到大城市寻求医疗帮助。张可说：“这个时期采取措施，完全有可能把灾难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然而，有关部门没有任何动作。张可急了，去见一些政府官员，可有人却说：“没关系，过两年死完就没事了。”还有的官员说：“这病没法治，只能等死。”

　　非典后，艾滋病成为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总理亲自过问。但一些地方粉饰太平的做法耽误了实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不仅最大限度地隐瞒疫情，而且拒绝任何形式的援助。

　　无数事实说明，人祸大于天灾。把人民的生命健康置于最高位置，是公共卫生防疫的根本。（据《法律与生活》孙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