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姓什么很重要吗？

　　《物权法（草案）》不可能在2006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表决，令诸多法学家扼腕。他们矛头直指北大法学院的巩献田教授，正是他的一封反对此法的公开信，推迟了《物权法》的表决。

　　（《法律与生活》2月9日报道）

　　说实话，即使在如吾等外行人看来，巩教授的论点也站不住脚。他所持之论有二：一是《物权法（草案）》强调国家、集体、个人财产平等保护，没有强调《宪法》和《民法通则》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违宪，也助长了国资流失；二是强调资本平等，“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

　　强调财产的平等，并非等于认同国资流失的合法性，因为《物权法》保护的是合法财产，而非“偷”来的财产，这一点对于一位资深的法学家来说恐怕不用多饶舌；而且，因为时下的贫富不均而否认财产的平等，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难道在等到“天下大同”之后，才能出台《物权法》？况且，指望《物权法》解决贫富不均问题根本上就是缘木求鱼。

　　道理可以争辩，如是你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本领，以理服人，那也令人敬佩，但是巩教授抛出一顶足以令负责《物权法（草案）》起草的诸法学家闻之胆战的帽子———“《物权法(草案)》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妄图开历史倒车！”法学教授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用“帽子”压人，这未免就太……

　　邓小平当年视察南方谈话中曾说过这样的话：“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4年前，邓小平都对那些被“姓社姓资”牵着鼻子走的人提出批评；14年后，难道我们还要整天纠缠在“姓社姓资”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吗？我觉得，作为法律，只要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并得到公众认可就行了，至于说姓什么，倒在其次，不知巩教授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