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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规划凸显民生视角:疾病防治摆在重要位置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10日03:38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李松涛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中,能源问题被列在重点领域的第一位。“《规划纲要》把能源问题作为重点,国家用心良苦。”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说,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出门坐车要消耗汽油,炒菜做饭要使用天然气、煤炭,工作、生活要用电……生活的每个角落都离不开能源,“人类的文明其实就是能源技术发展的结果”。

  我国能源长期以来过度消耗。据全国

人大代表、中石化集团武汉石油
化工
厂厂长邬昆华掌握的数据,每万美元GDP消耗能源吨油当量,美国为2.33,德国为1.46,日本为1.31,中国则高达7.24。

  韩晓平说,过去人们认为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今意识到能源的短缺,这是一个进步。对能源技术进行规划,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是长远的。在将来的发展中,比如节能汽车、替代能源的技术都会对人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规划纲要》中,工业节能,煤的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复杂地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低成本规模化开发利用,以及超大规模输配电和电网安全保障,成为能源问题的优先主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所所长周大地则认为,这个发展规划就是要扭转过去大量消耗资源的GDP增长方式,提高能源效率。“我们不但要把国际上好的节能技术学来,更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能源节约技术上具备独到的东西,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发展。”

  对此,韩晓平认为,我国应该借鉴日本的经验,逐步过渡到全民参与创新节能。本报北京2月9日电

  疾病防治摆在重要位置

  本报记者李丽

  《规划纲要》指出,到2020年,我国科学技术要实现的目标之一是:“重大疾病防治水平显著提高,艾滋病、肝炎等重大疾病得到遏制。”“政府对国民健康负有责任,《规划纲要》把老百姓的健康放到了重要位置,这非常好。”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盾说,要让普通人直接从科学研究中受益,还需要做好整体规划。

  以艾滋病防治为例,北京天坛医院长期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张可医生说,艾滋病病毒通过性行为、吸毒等方式传播得很快,也比较难控制。“2003年非典之后,国家意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投入很多。政府官员主动接触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是艾滋病防治工作近年来最大的转变。”

  艾滋病的防治需要一个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张可认为,卫生部门、媒体、妇联等机构都有责任告诉社会大众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引导他们正确对待艾滋病患者。

  李盾在谈到艾滋病防治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治药品和技术基本上依赖国外。”我国是艾滋病后发国家,虽然在防治方面可以少走弯路,但后发劣势很明显。“事实上,除了艾滋病防治,我国的医疗技术、制药方法都需要自主创新。”

  李盾表示,政府要实现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健康权的目标,并不是简单的工程,需要一个系统整体的规划。国家出台《规划纲要》,重视民生,这对保障公民健康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报北京2月9日电

  总体战略研究专题组副组长王元:

  让科技创新最大范围地惠及百姓

  本报记者刘世昕

  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规划纲要》总体战略研究专题组副组长王元说,“科技必须首先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提供支撑。本次规划将能源、环境、资源的技术支撑问题放在整个战略部署的优先地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思路的调整”。

  王元指出,《规划纲要》更加明确地强调科技“以人为本”的精神,强调必须使科技进步和创新最大范围地惠及百姓,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要让老百姓通过获取、应用和创造新知识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使科学技术成为人们实现自己生活理想的手段。”《规划纲要》十分鲜明地提出了“自主创新”这一战略主线。王元介绍,“自主创新”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但过去没有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提高到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这次不仅将自主创新作为指导方针的核心,而且,也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各个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坚持“自主创新”不仅是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也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持之以恒坚持的一个国家战略。

  目前,我国科技水平与国外仍有较大的差距,王元认为,其突出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是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导致创新受到抑制。《规划纲要》强调在科技进步和创新上要集合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各个部门、中央和地方、国防科技和民用科技、企业等多方力量;明确提出建立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点和突破口,是强化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本报北京2月9日电

  国家创新体系专题研究组副组长薛澜:

  规划面向全社会需要民众主动参与

  本报记者原春琳

  “中长期科技规划对未来科技工作的部署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出发,首先是从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科技瓶颈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科技难题出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国家创新体系专题研究组副组长薛澜教授说。在这场为期两年的规划制定中,一次又一次的认证让薛澜感触颇多。他说,规划中重点领域大都是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如能源、水和矿产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人口与健康、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公共安全等。而确定的重大科技发展专项也有很多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如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这样全面地去分析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发展的具体需求,并以此为依据部署未来科技发展工作,在历次科技规划中是首次。

  另一个角度是从未来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出发,从基础研究的各个领域和高技术发展前沿的各个领域去提出要研究的问题,如凝聚态物质与新效应、物质深层次结构和宇宙大尺度物理学规律等等。

  薛澜认为,本次规划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多层次全面的科技总体部署。一方面在基础研究、应用领域、产业技术范畴有相应的部署。另一方面,在保持对与产业发展相关的科技领域的重视的基础上,改变了对于一些公益性较强领域重视不够的局面,对能源、环境、水污染、重大疾病的防治等,按照这次的总体部署,各个方面都会有较大的投入。

  第二是这次突出强调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第三是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把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全民科技素质的提高,对创新活动的保障和重视创新平台和氛围的建设等等,都作为中长期规划的重要内容提出来。这是一个重大转变,“这次规划不仅仅提出了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口号,还有一个体系完整的科技规划来落实这些想法,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薛澜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作为竞争力,应当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关键技术都是引进的,如果还按照这个模式走下去,国家没有前途。同时,这样的发展模式对中国的危害相当大。不仅对资源能源消耗相当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相当严重。

  “此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要走这条道路,说明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已经有能力转型。这种大的转型意义深远。”薛澜说。

  本次规划几乎涉及所有的政府部门。因为要建设创新体系,就必须有各个方面相应的配套政策。“这个规划是面向全社会的规划。政府会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但是如果只有政府一头热,没有百姓的主动参与,也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全民全社会的努力。”薛澜说。本报北京2月9日电

  环境科研成为攻关重点

  本报记者刘世昕

  有专家曾给出这样的数据,近年来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可能占GDP的3%~8%。未来15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司长赵英民看来,如何突破环境、资源等“瓶颈”约束,实现“让群众喝上干净水,呼吸上清洁空气,吃上放心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的目标,是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战略课题,也是环境科技工作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环境科学界有这样的说法,我国具有独特的生态和环境条件,可以发展出很有特色的生态与环境科技体系。但过去20年来,我国生态与环境科研基本处于被动跟踪状态,缺乏系统的、基于国情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和关键技术开发,生态环保科研的发展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使生态与环境保护战略缺少强有力的科学指导,对环境与发展的决策支撑力度明显不足。

  但《规划纲要》中,“环境”这个“弱项”被列为11个“亟待科技提供支撑”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重点领域之一。

  我国正面临着大范围生态退化和复合性环境污染等多种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环境污染趋势触目惊心,生态退化日益扩展,全球环境变化压力巨大,环境健康风险增加。必须从现在起采取综合有效的措施,依靠科技突破环境“瓶颈”,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赵英民说,至少在“十一五”期间,环境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是,重在为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遏制环境质量恶化趋势提供关键环境科学技术支撑。

  环境科技界希望经过五年的努力,我国专家能阐明区域性、流域性重大环境问题形成的机理和大气、水、土壤环境污染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机制,在区域性、流域性环境污染控制科学技术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构建国家环境管理和决策的技术支撑体系,以科技进步促进国家环境管理能力与效率的提高;力争在“十一五”期间建成一个环境污染控制国家实验室,初步形成一支高素质的国家环境科技队伍。

  环境科技专家们建议,将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安全、环境与健康、环境管理能力、经济转型与环境、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履约等九方面的科技支撑能力需求列为未来优先发展的领域,以实现依靠科技,破解“环境瓶颈”。“今后的环境科技研究不仅要瞄准整治传统的废气、废水、废渣等项目,还把环境与健康作为攻关方向。”赵英民说,据专家介绍,未来环境与健康的研究包括以下领域:环境污染物的生态效应评估;重要污染物的环境安全性识别指标研究;城市群生态系统中的人群健康防护研究,等等。

  实际上,近两年来,在赵英民领导的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一个全新的处室———健康处已经悄悄地运转起来。本报北京2月9日电

  公共安全纳入重点领域

  本报记者李丽

  “《规划纲要》将公共安全列为将来的重点发展领域,说明政府的观念在更新,懂得了公共安全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星华说,“公共安全涉及国计民生,尤其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规划纲要》从制度层面考虑公共安全机制,意义重大。”

  根据《规划纲要》,公共安全领域中优先发展的6项主题是:国家公共安全应急信息平台;重大生产事故预警与救援;

食品安全与出入境检验检疫;突发公共事件防范与快速处置;生物安全保障;重大自然灾害监测与防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冲突日益复杂,如果没有规范、系统的公共安全应急机制,重大生产事故、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一旦发生,老百姓的生活将受到很大影响,造成恶劣的社会后果。郭教授表示,政府的责任就是保证民众的安全、健康、生存和各项法定的社会权利。因此,增强全社会的危机应对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政府义不容辞。

  郭教授表示,以往我们是以单位制为核心,通过政府救援方式处理公共安全事件。但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观念的普及,都对这种应对方式提出了挑战。“照搬西方的应急机制不可取,必须根据我国国情、结合传统,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

  谈到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应急机制,郭教授表示这尚需时日。“建立国家公共安全应急信息平台,是公共安全应急机制中非常基础的一部分。但光有信息是不够的,要根据事件类型、发生地点、时间等等因素,设计出种类齐全的应急预案。发生突发事件时,政府部门可以根据预案迅速反应。”“首先要有预警机制,这主要是为了起到监测作用。”郭教授说,建立预警机制,可以对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客观指标,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满意度、施政满意度、心理压力等主观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以便在公共安全状态达到一定“警戒值”时,向有关部门发出公共安全危机的警报,引起有关部门的警觉,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另外,反馈机制、决策机制和处理机制也缺一不可。本报北京2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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