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无意明哲保身 不怕树敌太多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2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打出重拳：从即日起，对9省11家布设在江河水边的环境问题突出企业实施挂牌督办；对127个投资共约4500亿元的化工石化类项目进行环境风险排查；对10个投资约290亿元的违法建设项目进行查处。

　　“我必须再次声明，这不是来得快、去得快的‘风暴’，而是长期坚持不懈的执法行动。”2月7日接受记者专访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

　　松花江事件后，中央希望“举一反三”

　　松花江事件将在中国环保史上留下永远的印迹。它证明了“环境危机”不再是危言耸听的预言，也宣告了中国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环境高风险的阶段。

　　记者：2005年，环保总局做了很多事情，有声有色，但在松花江污染事故后，板子打到环保总局身上，解振华局长去职。有评论说环保总局应该吸取教训，做事不要过分高调。在很多人认为要明哲保身的时候，你们却又刮起“环保风暴”。

　　潘岳：松花江事件将在中国环保史上留下永远的印迹。它证明了“环境危机”不再是危言耸听的预言，也宣告了中国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环境高风险的阶段，应对这一风险，成为执政者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松花江事件反映出环保系统在危机处理上有深刻的教训要吸取，例如信息披露制度与应急速度等。中央希望我们“举一反三”，我们正在这么做。但举一反三的结果不是“明哲保身”，而是继续改革，勇于战斗。

　　记者：最近两年，公众空前关注环保问题，也空前关注环保总局，这与环保总局展现的强硬形象有关。你们的腰杆突然硬起来的原因是什么？

　　潘岳：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时候到了”。环保是推行科学发展观的前沿阵地，也是建设

　　记者：有没有这样一种原因：作为“弱势部门”，你们想提高自己部门的地位；作为个人，想获得良好的名声。用不好听的话说，就是炒作？

　　潘岳：我不认为这是炒作。不管是“叫停30家”、“

　　正常履行职责的行为为什么激起这么大的反响和争议？恰恰说明，在此之前，“环保”在重大决策和公共视野中缺席太久。因此，与其说环保总局是“提高地位”，倒不如说是“恢复地位”。而且，这些所谓的“炒作”激起了一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大讨论，环保从此超出了专业的小圈子，真正走向了社会公众。

　　在圆明园听证会上，发言的人有从外地赶来的70岁退休职工，也有12岁的小孩子，他们都拿着自己搜集的资料，对讨论主题发表严肃的意见。科学发展观要得到真正落实，必然要有强大的政治动力；催生强大的政治动力，就必须要凝聚强大的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来说，此类“炒作”就是一场普及运动，一个预热过程，一个提升阶段。

　　对我个人而言，坦率地说，任何一个了解中国现实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名声并不符合许多潜规则，我这样做与其说是“博得美名”，倒不如说是“不负良心”。

　　记者：在挺直腰杆中，你们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潘岳：无非是地方领导干部的观念、干部政绩考核标准、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现行的条块分割环保体制。但一切阻力也是动力。

　　现在的这次行动完全符合国务院的要求，得到了周生贤局长的大力支持，环保总局领导班子的认识也高度一致。我不觉得自己孤单，因此也不觉得自己“另类”。

　　记者：你任环保总局副局长没多久，就提出绿色GDP和改变干部考核指标；刮“环保风暴”，更是直接得罪各种大利益集团。你不怕树敌太多？

　　潘岳：我个人的言行向来一以贯之，不会因追捧而“高调”，也不会因挫折而“低调”。至于树不树敌，我想起一句老话，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这永久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记者：但很多人为你的仕途担心。你不担心吗？

　　潘岳：为了国家利益，我只要有一点机会，有一点权力，就要这么干。

　　对“屡教不改”的污染企业动真格

　　我们要对一些受到种种力量保护、“屡教不改”的污染企业，动点真格的。

　　记者：你们究竟有多大的强制力？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大型规划，虽未经过环评，你们也无力干涉？

　　潘岳：从当前的实际工作看，规划环评并不乐观。有的地方和部门在产业发展上仍然我行我素，我们无法提前介入。另外，规划环评的经费、人员也是个大问题。由于这些原因，规划环评的开展还很难，确实有一些重大的发展规划没有依法进行环评，就已“审批”通过，并且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不仅是地方上有，国家部委也有。我们只能尽一切努力加强沟通和协调。

　　虽然环境影响评价法与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对这个问题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环保部门的话语权和强制力很有限。环保部门仅仅组织规划环评文件的审查，规划环评报告书的结论以及审查意见并不具有强制效力，只是供规划审批部门参考。也就是说，环评是不是能发挥实际作用，完全取决于规划的审批部门。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很被动，如果审批部门不采纳规划环评的意见，可能连个说明都不给我们，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要对一些受到种种力量保护、“屡教不改”的污染企业，动点真格的。

　　面临环境风险，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公众是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人，拥有保护环境的最大动机，只要有合适的渠道，就能释放出巨大能量。

　　记者：近几个月来，中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你作为主管环境保护的高级官员，请告诉公众，我们生活的环境安全吗？

　　潘岳：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环境高风险时期——污染已经不是单个企业、单个地区的污染，而是布局性、结构性的污染。比如大量高污染高危险的建设项目布设在江河湖海沿岸、人口稠密区，一旦发生事故将威胁数百万老百姓的安全。而且，随着经济开发活动的日益扩张，环境风险将逐渐超越地区疆界，变成全民性的问题。东部、西部，城市、农村，穷人、富人，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记者:今后影响环境较大的重大工程中，公众如何才能参与决策？

　　潘岳：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在环保等公共事务上，市场向来是失灵的，转型期的政府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就需要依赖公众的力量。公众是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人，拥有保护环境的最大动机，只要有合适的渠道，就能释放出巨大能量。

　　中国公众目前的环保参与程度还很低，原因不是公众环保意识淡漠，而是缺乏参与渠道。去年环保总局对圆明园防渗事件进行了首个全程公开的听证会，就是想做一个环境决策民主化的试验。整个过程中反响之热烈和影响之深远令人深思。

　　环境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环保领域既关系着全民利益，政治敏感性又相对小，最易达成社会共识与共赢，是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试验的最佳领域。

　　记者：你曾提到，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怎么解释？

　　潘岳：这个“政治”是一个“大政治”的概念。环境问题是工业社会的痼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面临的共同难题。

　　环境问题还是社会公平问题。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政治目标，环境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主要组成部分。

　　环境还是一个民主法制问题。我们尚未完成向现代行政体制的转型，大量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大规划、大工程、大项目上马，公众不知情，也没有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公共利益被一些利益集团大量侵蚀。环保领域既关系着全民利益，政治敏感性又相对小，最易达成社会共识与共赢，是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试验的最佳领域。

　　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良性的公众参与不仅能补政府力量之不足，还能大大提高公众对政府政策的认同度，更能提升国民的公共道德素质。更何况按照宪法，参与公共事务也是公民的权利。政府有义务去保障公众的这项权利。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佳体现？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最佳实践？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真切的落实？什么是现代执政理念的最好贯彻？全看公众参与和政府决策间的良性互动。这是道之根本，也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