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问题明显加重

　　在春节前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都给出一个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出明显地加重。

　　有能力想工作没机会

　　专家们注意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而新出现的城市贫困群体中，大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

　　在专家的眼中，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可能来自：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失业的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大量农村人口。同时，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上的缺位与失效，也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以2004年为例，专家们估计的数据是，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为6％至8％，高于同期农村。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国家权威部门制订城市贫困标准，开展专项的贫困状况调查，并定期发布城市贫困人口的统计数据。”经济学者高尚全这样表示。

　　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对东北地区5个资源枯竭城市的贫困群体进行了调查。他对城市贫困居民有这样的描述：离开原有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的工作后，大部分员工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到了严重的排斥。“贫病交加”使他们的命运堪忧。

　　贫困将发生“代际转移”

　　尽管2006年的日历才刚刚翻开，但住在湖北省中部一个小县城的59岁的老余却恨不得赶紧跨入2007年。60岁后，他就可以去社保部门领到几百元的退休金，不用去给别人打零工了。

　　老余已经差不多十年没从原来的单位领到过工资了。他的单位没有钱发，只能给职工上点保险，他只能等到了退休年龄拿到退休金。

　　老余和农村户口的老伴近十年就靠老余一个人劳动为生。老余的一儿一女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盲目地在北京、深圳等大城市频繁转移，一年到头挣得的工资，其实也只够温饱。

　　老余一家可以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人群的一个缩影：老余尚有劳动能力，但由于单位改革调整，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工作机会；而老余儿女的状态，被经济学家认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现在贫困一代的子女，同样没有多少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他们的待业预示着，城市贫困将部分地发生“代际转移”。

　　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的看法是，今后我国有两类人群容易陷入贫困：一类是进城的农民工，他们的贫困呈代际传播态势，可是第一代人对贫困还无所谓，第二代或第三代贫困者就难以忍受了；第二个容易贫困的社会群体，是老年人口，他们的贫困发生率大大高于其他人群。

　　城市脱贫比农村难

　　丁四保认为，解决城市贫困的问题要比农村脱贫还难。首先，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不存在“增收和减负”的可能。其次，城市贫困家庭也很少有向其他城市转移的机会和能力，因为他们没有土地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很难承担迁移的风险。

　　有专家给贫困城市开出的药方包括：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城市服务业，丁四保说，他在东北一些资源城市看到的情况是，当地发展服务业遭遇的却是小买卖“卖不动”，做家政“没人要”，当护工也“没人雇得起”，而且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辅分离等制度又破坏了原来可以勉强生产的“依附性服务业”，对贫困城市的服务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帮助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发展服务业。

　　经济学家高尚全认为，城市贫困问题的解决，关键是政府应该对贫困人口给予一定的保障，同时积极鼓励劳动者就业。

　　这位学者称，以就业获取收入作为基础保障，这也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保障模式。因此，实施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就显得尤为关键。在制定公共投资、财税金融等宏观政策上，要尽可能以解决就业为导向，尽可能扩大受惠范围。

　　高尚全等专家认为，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而言，解决城市贫困问题，需要跟城市的产业转型和相关扶持政策结合起来，通盘考虑。需要修订有关资源法规，允许部分资源收入地方与中央共享，地方分享部分应全部用于城市发展接续产业，实现经济转型。还需要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条件援助”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公共财政的形成和公共服务意识的增强。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