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福利院孤儿不再姓国姓党是人性化举措

　　李斌

　　所谓新年新气象，“大连市福利院废除实行了30年的男孩姓‘国’女孩姓‘党’制度”(《华商晨报》2月10日)的新闻真是让人长了不少见识，原来带有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烙印的政策竟然一直延续至今。

　　这件事的人性化意义毋庸赘言。让他们姓“国”姓“党”或许是希望他们记住国家和党的“恩德”(有一些网友因此提出异议，要求保留这种方法)，但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责任政府理念要求政府救助弱势群体，这不是什么恩情，而是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的义务。执政者不过就是利用纳税人提供的财政资金，建立福利机构提供了救助而已，没有权力要求被救助者对此感恩戴德。而这种男孩姓“国”女孩姓“党”制度所体现的被动无选择地“歌功颂德”的性质，对于本来就是弱势群体的孤儿来说太沉重了，这种标签化政治色彩强的定名无异于在他们额头上刻了字，“我是孤儿院出来的”！成了一种变相的身份歧视。正如福利院相关人员所指出的：“将来他们带着这样的姓氏走入社会，可能会因姓氏特殊而产生精神上的压力”。这是一种以非物质形式体现的抽象化的爱心，正说明该福利院越来越多地具备承担社会责任的道德自觉。

　　但是，举一反三，在全国其他地方，是否也有这样的制度正在执行？而既然他们连自己的姓氏都被统一规定，连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人格权的姓名权都不能自主行使，是否意味着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缺乏人性化呢？媒体常有披露说，有的福利院切掉了智障女孩的子宫，为的是便于管理，而据报道，这种做法在全国是通行的惯例；而我们更为司空见惯的是，福利院被某些企业、明星甚至领导当作作秀的场所，孤儿则成了“献爱心”的“道具”，在赚足了媒体的炒作和所谓的亲民效应后或不兑现承诺或搞弄虚作假，让在镁光灯前尽力表演的孤儿们不能体味一丝实实在在的欢乐和温暖。当“抽象”的爱心被置于福利院孤儿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这些沉重仅仅用经费不足的幌子能掩盖得住吗？

　　泼完冷水别一棍子打死

　　用一句时下流行语来描述的话，“人事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行回避制度”(新华网北京2月9日电)的政策那是“相当的”正确与合时宜。可正因为如此，平白惹来了不少疑窦：暂行规定的实施真能杜绝裙带腐败的各种可能，使得举贤不举亲、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得到实现？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通知好看，可是事实让人心凉啊！规定留下不少供有心人腾挪的空间：“考试由事业单位自行组织”，考试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面试中人为因素影响“相当的”大，参照“公开招聘、私下录取”的流弊，岂不还是人说了算吗？制度的第六条———“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更容易被心照不宣地理解为是某些“特定人群”才具备的条件。而对于深谙曲线运动之道的某些头们来说，“回避”也不是问题，你的亲戚我来考核，我的亲戚你来把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皆大欢喜，这样还更能增进官场感情的交流。

　　人事部的规定大方向没有错，更不应一棍子打死。有总比没有好，但是有了不执行却比没有更坏。裁判员、运动员和教练员都是自己，这样的游戏玩起来有啥意思，谁看?没有一点观赏性。笔者以为，暂行规定的措施的确完善，但更重要的是别让这个经一到下面就给念歪了，真的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政绩工程、形式主义。监督才是法规条例

　　上恩浩荡吾辈当感激涕零？

　　“贫困生代买火车票被拘续：铁路公安部门规定，学生有偿代买不再刑拘”(《华夏时报》2月10日)，这样的结果似乎“你好我好大家好”，但仔细留意规定却令人不忍卒读，规定中明确表明大学生有偿替同学买车票仍然属于违法行为，但铁路公安部门只是对违法行为学生进行教育，不再进行拘留处理。

　　潜台词已经很明显：鉴于群情汹涌，这才算是卖给公众和媒体一个面子，将武玉杰等取保候审，但道理要讲清———不是从前“镇压”你压错了，是因为我佛慈悲才天恩浩荡，是因为你孝道可嘉才法外施恩，所以尔等还要感激涕零，重新做人。抓也好放也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切都得按照我的意志和逻辑来，而作为正确和权威的标志，那倒票的罪名依旧要“留下于后人瞻仰，也显得法力无边。”而法律的伸缩性、适用群体可因时因地制宜，让人隐约看到了铁老大的信心不足、投鼠忌器。在对老百姓怨声载道的春运期间黄牛党猖獗情势难有有效应对手段的情况下，对为了能完成学业靠劳动赚几个辛苦钱的穷学生磨刀霍霍，的确于情不合，难免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中

　　如此映照之下，“

　　播网2月9日电)的新闻，却在循循告诫我们，应在贫困生代同学代买火车票事件上吸取一些教训：附加费只收5元的黄牛党比较容易落网、附加费收太少涉嫌恶性降价竞争要首先教育、帮同学忙不准收费尽量自己垫钱、代同学买票事先要经过铁路部门的同意。只是此例一开，如果某些精明的票贩子钻空子发展学生为炒票马仔，铁路部门该怎么头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