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二月十二日电 (记者 孙自法)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实质是国家与民众之间权利关系的调整，是国家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利向社会民众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方竹兰对媒体说，回归的权利包括创业权、竞争权、组织权、交易权、创新权、财产权等六个方面，应从民众作为社会经济主体的活动过程有序展开。
她依次分析称，所谓民众创业权，是指民众作为自然人，能根据自己实际知识和能
力，自由进入经济活动领域从事谋利活动的权利。而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现阶段，民众创业权失缺现象虽有一定程度改善，但民众创业权回归的深层次障碍并未消除：一是可以向所有创业者开放的某些行业仍对非国有制企业封闭，即便开启大门，门坎还比较高；二是农民创业自由较之城市居民，存在包括户口等在内的更多制度限制；三是政府行政权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还比较随意，法律没有有效保障企业对于行政干预的抵制。
民众竞争权即在资源稀缺条件下，民众凭借能力获得经济资源的权利。目前，中国行政性垄断导致民众竞争权失缺表现有三：首先是政府直接介入应该运用市场机制解决的社会资源配置问题，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公共权利部门化和部门权力利益化；其次是在一部分已对非国有制开放的经济领域，在财力、物力、信贷、机会、信息等资源配置中，国有企业仍占据垄断地位，非国有企业无法平等竞争；三是在已建立按能力平等竞争的市场正式规则背后，权利、关系、背景等有悖正式规则的非正式竞争规则，往往扭曲正式规则的运行效率。
民众组织权指民众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活动过程中，为自身人力资本的最大效率和有效维护自身权益而具有自由结合的权利。中国目前民众组织权失缺主要表现于体制改革过程中，很多民众可自己组织解决的问题，国家机构还习惯性用行政指令的办法解决。比如：农民权利常常受到损害，但保障农民民主权利的自治组织缺少；农民工在城里处境艰难，但农民工工会组织尚未普遍建立；矿难不断发生，但矿工没有组织起来对矿主形成制约等。
民众交易权指民众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具有一个经济主体应有的谈判协商、订立契约并监控契约执行情况的权利，表明主体之间一种平等对话状态，其他权利的获取或丧失还均可通过交易权重新调置。考察中国目前民众交易权的失缺，有显性和隐性两种，并可分为善意型与恶意型，前者是政治主体从善意出发，自以为是为民众带来福利效益的决策实际上却导致相反的结果；恶意型如一些地方政府从部门小集团甚至个人利益出发，为迎合上级领导欢心或从上级搞到资金，不经相关民众同意，仗着手中有权，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样子工程、钓鱼工程，并以此为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民众不能从中获益，反而深受其害。民众交易权回归就是要建立民众与国家官员之间的平等谈判关系，降低交易成本。
民众创新权即民众对未知世界超前性探索，形成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新理论准则、新实践规范的主体权利。中国目前民众创新权失缺主要是制度环境尚未给民众展开充分想象的空间，具体表现为：创新是以千万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自信力、怀疑力、批判力、想象力为源泉，但中国现行应试教育用繁重的死记硬背越来越扼杀青少年想象力；科技管理中官本位、论资排辈也没有给予不知名的小人物、年轻人以充分想象的空间，重官意轻民意甚至官意压制民意；思想上官权重于民权，崇老抑轻；忽视年轻人创意，过分看中名气、仰仗名人，对默默无闻从事实际创新的年轻人缺乏超前、持久的开发式支持；激励民众创意想象的制度环境还不够宽松等。
民众财产权是民众通过劳动或其他合法途径获得与积累财富的权利，包括个人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中国民众个人财产权失缺表现有二：一是按劳分配制度原则不能落实，由于出身、背景、地域、行业、工种甚至机会、信息的不公平区别，多劳不能多得甚至多劳少得、不劳而得，导致贫富差别加大；二是非劳动的合法致富途径由于法律保障或运行机制缺失而受阻，如股票市场的不规范致使许多小股东利益受损、银行存款中两成人拥有八成存款等。
民众财产权失缺还集中体现于对公共财产分享和监管权利的失缺上，民众是纳税人，用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养育国家这架机器，但民众对国家机构使用公共财政资金的来龙去脉、对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成本与使用效益没有知情权、监督权和评价权，即便知道有些公共财政资金使用不恰当，也没有否决权，等造成巨大损失后又只能等待国家官员本身反省，而没有有效制度防止出现重大事故，因而造成公共财政浪费惊人。
方竹兰认为，上述六项权利回归民众，体现了民众作为独立自主主体的人格尊严。她提出经济权利回归民众，并不是否定国家经济权利，恰恰相反，只有科学界定民众经济权利，将传统经济体制中国家过多占有的民众应有权利还给民众，国家与民众关系才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协调发展。这位学者表示，经济权利回归民众，既是为中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寻找共识、解决现实转轨过程中深层次矛盾、逐步达到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也是为了从经济体制文明中孕育政治体制文明和文化体制文明。(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