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面临新拐点

　　2月11日下午，“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年会上，数十位国内顶级经济学家坐而论道，剑锋直指———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历史拐点处的中国

　　“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确面临着崭新的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在“五十人论坛”上说。

　　吴敬琏指出，在我国经济社会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改革却存在重大的缺陷。

　　一方面，从经济领域说，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革，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

　　同时，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相对削弱的趋势。

　　此外，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难以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

　　“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明确今后的方向，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吴敬琏说。

　　“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皇甫平以这样的字眼来评价目前改革所处的阶段和重要性。而不久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也说，现在改革“确实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

　　困惑中的反思

　　然而，围绕着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不同的人群却对改革产生着不同甚至相反、对立的解读。

　　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的恶化，权力腐败的严重，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使得更多置身其中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而同时，也有人在担心一些小的利益集团正通过表面上的改革，来达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在不久前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形势分析会上分析说，“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想改革，认为改革能给人们带来利益，因此对改革有很高的期望值，也有很高的价值认同感。但是经过27年的改革历程，目前这种价值认同发生了很大变化。”

　　人们似乎都并不反对改革。以往改革带来的改变，正在打破既有的平衡，而既有平衡的打破又要求更多的改革。

　　“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皇甫平认为，而是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国家或者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暴富起来。

　　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则指出，目前的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是导致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社会调节机制的不完善，而且还使这两种机制产生扭曲，加剧了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

　　改革的下一步

　　“当市场体系构造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上完成后，中国未来的改革将会逐步到上层建筑层面。”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在“五十人论坛”年会上发言说。

　　他认为，新的企业与市场主体逐步成长壮大后，会要求获得相应的地位及更多发言权，而政府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也要更多倾向于听取和采纳新市场主体的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年会上则指出，“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利益格局调整的新阶段，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层次和利益集团的存在。”

　　对此，她更加强调，要通过法律手段界定利益边界，要允许不同的利益主体组织起来相互帮助、自我约束并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自身利益的诉求。而对政府而言，其责任就是要创造和疏通多种合法渠道，了解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寻求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承认不同利益主体，协调利益关系，在制定、完善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寻求共识可能是今后改革新阶段推动改革前进的常态。”吴晓灵说。

　　高尚全也认为，当前，应特别强调公民基本权利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建立规范的利益表达、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各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

　　而汪玉凯教授则认为，未来中国改革的趋势，不是市场化改革要不要坚持的问题，而是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影响中国改革深入的瓶颈不在经济领域，也不在社会领域，而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在他看来，在推进实质性改革的过程中，政府改革不能孤军深入，要与重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等进行整体的制度设计，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对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影响，发挥法治、制度的权威。

　　《江南时报》(2006年02月15日第十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