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艾滋病的危与机：感染者超8万向普通人扩散

　　云南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33个发现孕妇感染艾滋病毒，平均感染率为0.38%，其中有五个县超过1%，最高达2%，这意味着云南艾滋病开始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面对现实，云南省转变态度，采取预防为主的措施，并通过与国际社会合作，控制艾滋病流行

　　□本刊实习记者周帆／文

　　云南，中国艾滋病的重灾区之一，正处在艾滋病传播的新一轮威胁中。

　　自1989年云南省首次成批发现艾滋病感染者以来，据官方数据，截至目前，云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37040例。全省16个州(市)中，三个处于高度流行期，11个处于中度流行期，两个处于低度流行期；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127个报告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专家估计，全省实际感染者总数已经超过8万人。

　　在最近一次关于艾滋病的相关论坛上，又一个严峻的数字被披露：据云南疾控中心主持完成的《云南省艾滋病流行态势》，截至2004年，全省有33个县(市、区)发现有孕妇感染艾滋病毒，平均感染率为0.38%；其中有五个县超过1%，最高达到2%。

　　“孕妇的感染率被作为普通人群感染率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当她们的感染率超过1%，就意味着艾滋病毒开始在普通人群中扩散。” 专门诊治艾滋病的昆明市关爱中心一位防艾专家向记者解释说。

　　《云南省艾滋病流行态势》同时指出，感染者中，农民的比例从60%下降到32%；工人为1606人，比例从之前的不到5%扩至6%，建筑工人、筑路工人等成为新的高危人群；个体户、商业服务和干部职员达到322人，数目也明显增加。

　　这一系列数据意味着，云南的艾滋病呈现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趋势。一位艾滋病防治专家惊呼：“云南防治艾滋病的最佳时机已经不多了。”

　　面对危局，2005年，云南省提出要开展一场“禁毒和防艾人民战争”，采取预防为主的措施，并通过与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控制艾滋病的流行。

　　15年来，伴随着疫情发展，云南省面对艾滋的态度在发生艰难而理性的转变——尽管比起疫情的播散晚了十年。

　　十年讳莫如深

　　1989年，在靠近缅甸边境的云南瑞丽，成批的吸毒者中第一次发现了艾滋病感染者。“当时数目是149例，实际是177例。”已经退休的云南省卫生防疫站原站长张家鹏对《财经》回忆说。

　　第一批感染者全部为男性吸毒者。德宏州瑞丽市靠近金三角，是贩毒者的必经之路。当时，从德宏到昆明，乘车需要三天；而且感染者也都是吸毒者，因此，有关部门认为，遥远的距离和特殊的人群会把病毒隔离在普通群众以外。

　　但事与愿违。1992年，在孕妇中发现了第一例感染者，母婴传播成为一个现实途径。

　　那时，全国上下正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艾滋病被冠以“洋病”的称号，被认为是“国门打开后不小心飞进来的苍蝇”。因此，云南省初期的防艾思路是“将艾滋病拒绝在南大门之外”。

　　“1988年以前，主要对外国务工人员以及留学生进行艾滋病毒检测，若发现感染者，就请他们走。同时禁止外国血液制品进口。”时任云南省疾病控制处处长、现为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副会长的王汝巽说。

　　但一厢情愿的“御洋病于国门之外”的政策，并未能挡住艾滋病的侵袭。至1993年，云南省公布的艾滋病感染者累计977例，艾滋病患者累计19例，死亡11例。感染地区从边境城市扩散到13个县(市、区)，包括位于云南省中部的省会昆明。

　　1994年，感染者首次在性工作者中发现。截至1995年，感染者累计2026人，艾滋病人累积达到70人。同时首次在工人中发现感染者，艾滋病从农村进入城市。感染者职业比例为农民60%左右、工人5%以内、无业人员15%以上、其他10%。在地域上扩大至11个州(市)的30个县(市、区)。

　　后来，专家把1989年至1995年定义为云南艾滋病扩散期。同在这一阶段，全国超过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发现了艾滋病疫情。血液传播是主要途径，经性传播的感染者数目在逐步上升。

　　但是，由于担心影响当地形象和经济发展，云南各地不约而同地对艾滋病采取回避态度，曾对新闻媒体进行封锁。1995年，中央电视台到德宏报道艾滋病，需要手持卫生部、中宣 部的批文。即便如此，基层县市还是质疑“为什么来我们县，不去别的地方？”

　　当时基层政府一致的观点是：艾滋病问题由省里负责；省里不给钱，地方政府没钱投入。记者获知，1995年全年，全云南省用于艾滋病防治的经费仅250万元。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为云南省带来第一个国际项目，帮助云南省做艾滋病检测，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当时反复讨论要不要接这个项目，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是社会的丑恶现象，不要让‘老外’知道。最终只是在省一级搞项目，不扩大到底下的县市。”王汝巽回忆说。

　　讳莫如深中，艾滋病毒在悄悄滋生、扩散。

　　突破临界点

　　“从医学上说，传染病一旦突破了临界点，就会快速增长。”一位预防艾滋病的项目官员如是说。云南的艾滋病，在1996年就突破了这个临界点。

　　1996年，云南省新增艾滋病毒感染者1528人，全省大部分地、州都发现流行，并从高危人群(吸毒者)通过桥梁人群(暗娼、嫖客)，向一般人群传播。

　　来自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1995年暗娼中艾滋病毒流行率为0.5%，1996年-1997年上升到1.5%，1998年-2003年波动在2.0-2.9%之间，部分地区最高达7.6%。

　　1998年，在另一类桥梁人群嫖客中也发现感染者，是年流行率为0.3%，1999年-2001年上升到1.1%-8%。

　　暗娼以及孕妇感染增多，导致女性感染比例扩大。同时，性传播成为增长最快的感染途径，占20.8%；吸毒传播下降到51.4%；另有27.1%的不明原因感染，专家估计多数是性途径。

　　由于丈夫感染，妇女也不能幸免；不少妇女由于贫困，从事性工作——这是女性感染迅速提升的两大途径。“艾滋病正在凸显妇女问题和贫困问题。”云南省药物依赖研究所所长李建华对记者说。

　　同时，感染者年龄在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年轻人增加，20岁-30岁者占42%，30岁-40岁者占37%；另一方面，在一些重灾区，出现了50岁甚至70岁以上的感染者。

　　从男性到女性，从壮年到青年和老人，从吸毒者到性工作者，从丈夫到妻子，从母亲到婴儿——艾滋病已经越来越近，成为大众不容回避的事实。

　　时至20世纪90年代末，恰如“纸包不住火”，感染者日益增加，艾滋疫情已经完全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成为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这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国际项目相继来到云南，逐步带来了同伴教育、高危人群干预的观念。但由于受时间、地区、部门限制，收效有限。

　　在现实的压力下，来自政府的教育宣传活动也开始起步。刚开始仅局限在每年12月1日的“艾滋病日”，内容是省委领导参与防治艾滋病会议，在报道中顺便提一提疫情；社区的宣传画开始有了介绍艾滋病传播途径等内容，提到使用安全套可以避免感染。但是对什么人需要使用、如何使用却语焉不详。

　　一般来说，艾滋病宣传教育分为三个阶段：一为知识介绍，二为健康促进，三是行为教育。2000年以前，云南省的防艾教育至多进入第二阶段。而来自国际上控制艾滋病的成功经验，则是对高危人群实施行为干预，使其彻底改变行为方式。

　　2000年9月，中央政府在云南和四川两个省启动首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云南省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

　　该项目对每个省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而当时云南省每年的防治经费仅为400万元。中英项目设立三项基金，即宣传教育基金、省级挑战基金和运用性研究基金，并公开在社会上招标，发动民间力量防治艾滋病。

　　“2001年我们收到380多份标书，云南省有41项基金项目中标。在这些中标项目中，宣传基金和省级挑战基金针对普通人群，运用性研究基金针对高危人群。”中英项目经理段勇告诉记者。

　　中英项目成为防治艾滋病工作转折的标志性事件，其目标是“解决应对艾滋病的能力，促进政策改善，对高危人群实施行为干预”。2001年8月，在昆明启动了第一个男同性恋的干预项目。在其他地区，对吸毒人员、性工作者的干预工作也同步开展。

　　可持续的防艾措施

　　进入新世纪，云南艾滋病感染形势愈发严峻。

　　至2003年，德宏州成为艾滋病高度流行区(孕妇HIV感染率大于1%)，12个州、市进入中度流行期(静脉吸毒人群感染率大于5%、孕妇感染率小于1%)，三个州、市为低流行期(静脉吸毒人群感染率小于5%)。

　　2004年，云南全省对艾滋病进行大筛查，发现新增感染者13486人，艾滋发病者新增316例，达到1223例。全省只有三个县区没有报告HIV感染者。红河州和临沧市也成为高度流行区。

　　同时，局部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相继进入发病、死亡期。来自云南省官方数据显示，至2005年9月，感染者累计数目为37040例，病人累计1686例，死亡累计1138例。

　　疫情加速扩散让防治变得愈加艰难。多年回避和隐瞒的后果逐渐显现，艾滋病成为每个人身边的威胁。2003年SARS疫情来袭，也让各级政府意识到，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健康问题，还与政治有关。是年，云南省开始正式向社会公布疫情。

　　2004年，云南省出台《云南省艾滋病管理办法》、《云南省防治艾滋病的六项工程》，开始推广使用安全套、清洁针具交换、美沙酮替代治疗等防治工程，即在星级宾馆酒店和大部分娱乐场所摆放安全套，为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具，用对人体危害较小的麻醉品美沙酮来替代毒品。2005年，政府方面投入防艾经费超过2亿元。

　　和前些年的讳莫如深相比，可以想象，推出如此举措是多么艰难。这意味着云南省防控艾滋病从理念、思路到具体政策，都在现实的威胁面前发生着理性和现实的转变。

　　但在具体推进中，上述三项办法都存在各自的难题。

　　在云南省药物依赖研究所所长李建华看来，中国各个地方都可以成为性交易场所，尤其是暗娼安全套使用率不到10%，干预人员也难以接近她们。对男性的教育于是成为推进安全套使用的新重点。

　　美沙酮替代疗法所要面对的，是如何确保这些“自由”的戒毒者不再复吸。专家的意见是要对“病人”保持宽容。但公安人员身负打击吸毒的职责，对复吸者就不会那么宽容；一旦发现吸毒者，就会强制收戒，美沙酮治疗则被中断从而前功尽弃。

　　清洁针具的交换和公安打击贩毒、吸毒的思路冲突更大，因为提供针具交换实际上就是默许吸毒者吸毒，当地公安局长很可能会被认为工作不得力。

　　王汝巽则表现出对防艾工作可持续性的忧虑。他认为，资金支持是防治艾滋病的重要保证。

　　2004年，云南省防治经费已大幅提高，达8000多万元，但更多还是在依靠国际项目。2005年7月，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在云南省启动，该项目将投入近580万美元帮助云南省抗击艾滋病，这是云南省最大的防治艾滋病国际合作项目之一。但如果国际项目未来经费不继，则也将严重影响云南的防艾工作。

　　另外，社会上一些人的歧视让感染者非常恐惧。他们不敢暴露身份，不敢去领低保，更谈不上改变自身行为，过上健康的生活。

　　“社会还没有达到实现干预的最佳环境，云南的艾滋病防治任重道远。”王汝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