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买车”的勒索意味

　　清华大学教授任建明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要最大限度地取消公车。同时，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步入“汽车时代”，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

　　（《中国青年报》2月15日报道）

　　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在“治理公车私用”的访谈语境中说这样的话确实不合适，有一种与纳税人交换条件的勒索意味：只有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公务员才不会滥用公车。试想一下，公众所以敦促治理滥用公车，正是出于约束和节省公共财政，以“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来治理滥用，财政岂不要放更多的血？那还不如就让他们滥用公车呢！

　　当下诸种改革中流行的“赎买式改革”：为减小改革阻力，用货币购买官员占有的一些非正当福利，如廉政奖金、公车补贴等等，正是一种“财政勒索”。

　　当然，如果公权能受到民权的制度性约束，公众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公务员的，不会眼红自己的“公仆”能体面地拥有私家车。公众所以对这句话异常反感，主要在于这句话触到了自身权利贫困的痛处：纳税人连自己公务员的家底都不知道，也无从监督公务员如何干活儿，凭什么要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

　　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一个起码的制度前提是，公众要能知道公务员的财产有多少，才能准确地衡量“买得起”。让公务员自己说吗？中国人的性格是内敛的，官员在家产上更是内敛，即使早就买得起了，为获得更多的财政同情，也会说自己买不起，这样，“买得起私车”会成为一个无底洞。也就是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官员向社会公布自己的财产应成为“买得起私车”的制度前提。

　　另一方面，在当下的制度格局中，纳税人无从监督公务员如何干活，凭什么要为公务员供养私车？中国尚未富裕到大多数人都有私车的程度，普通公务员的生活水平是不能超越大众平均水平的———公务员通过拿薪水拥有私车应该是一件带有奖赏意味的事，只有那些认真为公众服务的公务员，公众才会奖励他，“让他的收入能买得起私车”。如果服务没做好，比如自己职责内的政策服务让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这些公务员有什么脸向纳税人和公共财政要求“让自己买得起私车”。

　　北大教授曾经说，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买得起轿车和别墅；清华教授如今说，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中国顶尖学府的学术精英们，你们的屁股到底坐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