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戴爱莲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17日14:13 人民政协报

　　戴爱莲，原名吴爱兰，英文名爱琳，祖籍广东新会县，1916年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祖辈华裔，侨居海外多年。其曾祖父到西印度群岛经商谋生时，被同乡称为“阿大”，而在广东客家话里，“大”与“戴”同音，久而久之，吴家竟改姓“戴”了。而戴爱莲14岁时随母亲到伦敦定居后，又将“爱兰”改成“爱莲”，遂沿用至今。戴先生说：“我爱莲花的纯真之美，更爱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

　　1930年，戴爱莲赴英国伦敦学习舞蹈，曾先后师从著名舞蹈家安东?道林((AntonDolin)、鲁道夫?拉班(RudolfLaban)等，后来又投奔现代舞大师玛丽?魏格曼(MaryWigman)。在当时芭蕾与现代舞相互对立的状态下，戴爱莲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一艺术门户之中,而是兼收博采,在学习严格的古典芭蕾表演技术的同时,发挥创造的开放意识，这对她以后的艺术道路具有积极意义。

　　戴爱莲于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毅然回国，投身于抗日洪流,将炽热的爱国激情融入舞蹈艺术的探索之中。在香港,她在宋庆龄领导下举行专场义演,她创作的《警醒》、《游击队员的故事》、《东江》等一批反映中国抗日军民战斗风貌的舞蹈,使观众为之动容。在重庆,她深切关注社会现实和民生苦难,创作了舞蹈《空袭》、《思乡曲》、《卖》,有力地控诉了日军罪行,倾诉了沦陷区难民的满腔悲愤。她和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盛婕等一起,举行了“舞蹈发表会”,用他们创编的舞蹈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暴行,歌颂爱国军民的战斗精神。在此期间，她以极高的热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大师张大千、叶浅予等交往颇深，从中受益匪浅。

　　在她上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中，自编自演的独舞———《瑶人鼓舞》、《哑子背疯》等颇具影响。前者是她到瑶族聚居的山区采风后加工而成；后者是提炼戏曲片段(一人扮演两人的“老背少”)。它们与戴爱莲同一时期创作的《巴安弦子》(藏族)、《嘉戎酒会》(苗族)、《青春舞曲》(维族)等舞蹈组成了色彩绚丽的“边疆舞蹈晚会”在重庆演出，风靡了大后方。她是将散见于民众中自然传衍的舞蹈加工为舞台艺术品的第一人，对于中国民族舞蹈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戴爱莲的艺术生涯进入了辉煌期。《荷花舞》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舞蹈取材于流传在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曾有刘炽等艺术家对其进行过加工，1953年，戴爱莲以高超的编舞技法进行了再创造，以比兴的手法，表现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秉性，以“盛开的荷花”象征欣欣向荣的祖国。

　　另一部传世之作是女子双人舞《飞天》。这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取材于敦煌壁画的舞蹈，成功地运用了戏曲中的“长绸舞”，把它加工为独立的纯舞蹈艺术。舞蹈追求的不是敦煌壁画的描摹再现，而是以绸带飞扬瞬间的舞姿造型和流畅、滑翔、腾跃的步伐……表现翱翔天宇的一种意境———寄予人类的希冀与向往。

　　戴爱莲历任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北京舞蹈学校校长，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团长，中央芭蕾舞团艺术指导、顾问，中国舞协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国际拉班舞谱学会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民盟第二至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王慧峰)

　　1939年戴爱莲在英国

留学时，给雕塑家维利?苏科普当人物模特，而这位雕塑家就是戴先生的初恋。后来，维利成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但由于他当时已有未婚妻，戴爱莲最终选择了离开。然而，这段恋情影响了戴爱莲一生，她在自传中写到：“我一直在努力忘记，却总也忘不了。”维利为她塑下的石雕头像至今放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里。

　　1940年初，戴爱莲回到祖国，在一次由冯亦代、马国良、丁聪等众多著名艺术家参加的抗日募捐活动中，她认识了相貌英俊而又画艺高超的青年画家叶浅予，很快就产生了爱情。时隔不久，在宋庆龄先生的主婚下，两人结为连理，开始了为期10年的幸福婚姻生活。其间，叶浅予先生创作了很多舞蹈题材的作品。10年后，二人

离婚，但未曾割断过这一世的情缘。戴爱莲曾经表示后悔与叶浅予离婚，而据他们身边的至亲好友说，“叶先生一生都很怀念她，他们不但事业上相辅相成，心灵上也是相互安慰。”

　　1978年，一位朋友帮戴爱莲找到了维利。1979年在英国伦敦戴爱莲和维利见面，她和维利一家成为了好朋友。1994年，维利轻度中风，戴爱莲在英国陪伴维利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直到1995年维利去世。同年，叶浅予也在北京病逝。

　　(王慧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