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多收20余万元

　　2005年11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一则关于“天价医疗费”的报道，引起举国关注。

　　卫生部调查组于2005年11月、12月、2006年1月中旬三赴哈尔滨，就哈医大二院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调查，目前已经有了初步结论：哈医大二院确实存有多收费的重大问题，并在病历管理、会诊制度、输血和血液运输等方面存有违规。凡此种种，显示哈医大二院在此

次医患纠纷中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三次调查，仍无法证实这一罕见事件应由医院单方面承担全部责任，患者住院67天花费百余万元的住院医疗费仍是基本事实；调查中，甚至无法证实占500万元医疗费主要部分的自购药所谓总值400万元的“天价”数字，更无法确认病人家属指称有关药品“被盗卖”的猜测与指控。因此，这一集中于追究哈医大二院责任的结论，很可能仍远逊此前舆情之预期。

　　事实本身更具有说服力。显然，这一罕见“天价医药费事件”，已经远超出了一家医院应当承担管理之责的范畴，且有着更深刻的制度背景。此类事件的发生，无疑揭示了医疗体制改革的迫切性；然而如果单方面将矛头指向医院，视之为黑心医院榨取普通百姓血汗的典型，则无助于认识目前中国医疗体制问题的本质；其结果，只会恶化本来就相当脆弱的医患互信关系，更使亟待开局的全面医疗体制改革举步维艰。

　　过度收费缘由

　　在翁文辉病案中，哈医大二院收费总数为1388392.44元。在翁强自述550万元的总费用中，其余410万元为病人自购药。

　　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哈医大二院收费部分确实存在多收费。《财经》获知，调查组确认哈医大二院多收20余万元，占总收费的16％左右。以此计算，则此次翁老先生67天抢救的费用仍在110万元以上。诚然，20万元也是大数目，且与哈医大二院此前承认的多收费数目差别颇大。据专家们解释，这牵涉到一种计算方法，即所谓“分解收费”。

　　所谓分解收费，就是将一项收费化解为多项收费。这也是现行医疗体制下，国内医院为“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常用手法。例如，各省物价部门对腹部B超的收费标准一般定在200元左右，包含肝、肾、胃等多脏器检查。而一些医院经常将一项腹部B超检查分解为肝、肾等多项检查，每项分别收取一次费用。

　　哈医大二院高达20余万元的多收费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分解收费，其中大头是血滤一项的收费。

　　一位参与调查的专家向《财经》透露，如血滤这类昂贵项目，目前国内除少数单位严格执行每小时300元左右的“包干式”收费标准，大部分医院均采取分解收费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此项检查的成本相对较高，严格执行物价部门制定的水平较低的“包干式”收费标准，医院很难获利。而在国家长期不予投入的情况下，“创收”在所有的医院中，早已是理所当然。

　　专家们还介绍说，现行医疗体制下，医院的财务制度非常不健全，更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造成医院财务管理的低效和混乱。“大多数医院共存着多套不同时期购入的计费系统，药房、检查、医嘱各网络互不相联，微机管理系统也相当混乱。”一位多年从事医院财务工作的老专家说。

　　从去年开始，卫生部要求实行按天结算费用的财务管理制度，意在使患者及时了解每天发生的实际费用，杜绝乱收费。但这类措施主要着眼于“治表”而非“治本”，执行过程中极易适得其反。倘若医生下医嘱发生了费用，但患者病情突然变化，用药量临时发生改变，当天结算反可能造成多收或者漏收。此外，ICU病房通常实行“滴定式治疗方式”，即医生下口头医嘱，护士记录立即执行。因此，这类多收和漏收几乎在每家医院的ICU病房都存在。

　　在哈医大二院早期自查时，除查出管理混乱造成的多收费，亦发现漏收费。当时发现的漏收金额约1万多元。

　　据《财经》了解，卫生部调查组第一次赴哈医大二院调查时，基本确定漏收现象的存在，数额不详。但第三次调查形成的初步报告并未涉及漏收的内容。据悉，这一做法亦引起争议。

　　是涂改还是修改病历？

　　翁老先生住院病历的准确性，曾被广泛质疑。此前，主治医生王雪原曾对媒体表示，真正由他签署的医嘱只占25％，大部分均由实习医生签署。他表示，这违反了哈医大二院的三级医生查房制度。

　　《财经》获悉，哈医大二院长期以来执行的并非三级医生制度，而是责任医生制度，即由一个主治医生从头至尾负责处理患者的全部医疗事务，包括签医嘱。当主治医生无法下医嘱又必须下医嘱时，其下级医生只能签主治医生的名字。调查组打开其他ICU病历，发现也有类似情况。

　　调查组发现，哈医大二院确实存在大量涂改病历现象，甚至有些化验单、检查报告也都有涂改痕迹。此外，翁氏的病历还有个别“故意修改”的内容。

　　至少在一些专家看来，涂改病历在国内医院并不少见。一位北京三甲医院ICU主任告诉记者，实际工作中，病历往往是很多人写成的，不可能杜绝涂改，关键在于不可有意改变病程记录。专家们同时承认，医院应当努力追求病历书写的规范化。

　　是否过度治疗

　　翁强曾向媒体展示过一连串庞大的数字：收费化验2925次，平均一天44次，其中血糖化验达565次，平均一天近9次；肾功能检查186次，平均每天3次；曾经在48小时内做了43次血气分析；某日做痰培养54次，某日输液106瓶，输血94次，等等。他认为，医院对其父亲“过度治疗”。

　　哈医大二院的专业解释是：根据最新报道和国内著名专家会诊意见，危重患者（包括重症感染者）的血糖需要严密监控，控制在4.0~7.5之间，否则，死亡率会明显增加。该患者住院82天，化验血糖563次，平均每天6.83次是出于病情需要。

　　对于在央视节目中重点提出的106瓶盐水和94次输血的问题，哈医大二院也做了说明，称由于患者为恶性肿瘤晚期，并已经出现多脏器功能不全，需要进行长时间血滤治疗。血滤即连续性动静脉血液滤过，是通过置换液的一次性进出，来清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达到净化血液的目的。而输血费是按输血泵每输100毫升血制品收取一次处置费（每次10元），即按流量计算；因此“94次输血费”并非指94次输血操作和输了94袋血。

　　这些解释和说明，都得到业内专家的认同。

　　在用药问题上，翁强质疑最甚者，为一种生长激素“珍怡”的使用。“珍怡”为肿瘤患者慎用的药品。翁强称，“珍怡”被用于翁老先生，与于玲范接受“珍怡”生产厂商邀请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无关系。这种接受药厂邀请出国的行为亦为卫生部所明令禁止。然而，中华医学会向卫生部调查组出示的意见认为“珍怡”用于翁文辉病例并非失误。

　　一位调查组人士告诉记者，调查报告并基本否认了过度治疗的指责。据《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