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卫士”吴立红的15年环保路

　　-本报记者 程芬 摄影报道

　　2月8日早上9点刚过，记者便收到了署名“吴立红”的短信息。

　　“请看2月6号：新华社《现代快报》A5。专辑。宜兴环境污染，养鱼户直接损失三百多万元。(武进、宜兴春节假期，化工污染直排入太湖)。环保部门和地方领导，《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本人有录音为证明。吴立红”。

　　近4个月以来，他给记者发送的短信已经不下20条，其内容无一不与环保有关：或者是某某化工厂违规排放污水，或者是全国人大环资委到太湖流域视察，甚至还有当地环保部门的人事变动。

　　吴立红，何人也？

　　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的一个普通农民。是的，如果时间倒退到2005年6月以前，他真的只是宜兴市一个普通农民，一个“不务正业”、“有点神经病”、整天举报周边工厂排放污水的农民。

　　但是，2005年以后，这位普通农民的名气开始在全国范围至少是环境保护领域上升。现在，如果你百 度一 下“吴立红”，就会发现媒体给他的“定义”非常多，比如“举报大王”、“环保斗士”、“中国民间环保优秀人物”、“真正在环保斗争前线拼刺刀的人”等等。

　　真正把吴立红的名气推向全国民众的是入选“2005CCTV感动中国”的28位候选人之一。在这些候选人当中，吴是惟一的环保人物。

　　举报，举报，再举报

　　吴立红的家乡周铁镇位于太湖的西北角，数不清的小河汇聚在这里，注入太湖。80年代末90年代初，周铁镇的化工产业就开始兴盛。至2005年，这个工业新镇已经开办起2000多家大大小小的化工厂。

　　在“绿色GDP概念”提出之前，污水几乎就是化工厂的影子。周铁镇也不例外。吴立红说，他第一次发现化工厂排放污水是在1991年。一天，他跟父亲一起下田干活，发现田埂边的小河道里有一股暗红色的液体在流动。后来，各种颜色的液体越来越多，田沟里的水也越来越混浊。好奇的吴立红沿河而上，几天后，他就发现这些五颜六色的水来自一家化工厂。

　　但是吴立红与工厂的交涉没有任何结果。无奈之下，他拍照取证，给镇、市甚至省里的有关部门匿名寄材料举报这家工厂。

　　很快，“上面”就有人来调查此事。吴立红有了一种成就感。

　　遗憾的是，“杀鸡”没能“儆猴”。没过几天，吴立红就发现偷偷排污的工厂越来越多，他决定一管到底。于是，从1991年到1997年，他多次匿名写信举报本地和邻县那些污染环境的工厂企业。

　　“那时候，我就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回忆起前些年的匿名举报，吴立红的“成就感”再次油然而生：“人家在明处，我在暗处，当地的污染大户都惊动了，但就是不知道这是我干的。”

　　1998年10月，吴立红开始“浮出水面”。那时候，著名的太湖治理“零点行动”拉开了帷幕。吴立红主动为记者带路，使当地多家化工厂遭到曝光查处。同时，他还托人向全国人大环资委寄送了《保护太湖水 防止水污染》的书面意见，还多次进京反映太湖西北角宜兴、武进等地区的污染情况。

　　2005年夏天，“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刚达南京，吴立红就带着污水样登门造访，把他们带到了漕桥河。这里是常州市武进区与宜兴市的交界处，也是太湖污染重区竺山湖湾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如果不是吴立红的介入，我们不会把漕桥河作为第一采访现场。”中央电视台记者詹一苇介绍，“事实证明这里的情况太有戏剧性了。四天之内，我们就拍摄到了漕桥河的三次变色。检查团来的时候，河水在一夜之间由恶臭、乌黑变得清澈无味，检查团一走，又是一河黑水。”

　　由于太湖流域所有的水道都是相通的，一条水道污染就会影响到整个水系。而根据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的监测结果，宜兴段太湖湖湾的水质常年保持在五类和劣五类。漕桥河离太湖入口处只有1公里左右，它的污染对太湖水系的威胁可想而知。

　　“我好多年没有看到小鱼小虾了。小时候，家门前就是清澈的河汊，脚指头伸进水里，就会有小鱼小虾来啄脚指头。”吴立红忧心忡忡地说：“10多年下来，污染情况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严重。”

　　“环保”之路坎坷曲折

　　自从1998年名气在当地慢慢传开以后，吴立红就成为当地工厂老板甚至地方官员的“眼中钉”。那时候，吴立红在南方吸音厂做销售部副经理，“诱饵”很多，包括周铁镇领导允诺送他一份600万的合同，当地一化工厂老板也答应送他一笔2000万元的外贸业务，还有些企业要送他商品房。

　　当然，他们同时也暗示吴立红“不要再告状”。

　　“不明不白的钱我不要。”1999年，屡次拒绝“好处”之后，吴立红被南方吸音厂以“厂领导几次通知你来谈话、开会，你都没有来”的理由开除。

　　2002年7月，宜兴市万石镇3000多亩稻秧因为周铁化工厂排放的污水而枯死。吴立红向环保总局反映了情况，还联系江苏媒体进行“曝光”。在环保总局和江苏省环保厅的干预下，责任企业受到了处罚。

　　“几天以后，我们镇中心就拉起了一条好几米长的横幅，上面写着‘吴立红打着环保的名义敲诈勒索，打倒吴立红’。我跑到派出所反映情况，又在所长办公室的书柜里看到了相同的标语。不等我说什么，所长就把我关进了看守所。”

　　关押数天后，在环保总局污控司司长田为勇的干预下，吴立红被释放。

　　“那时候，我觉得力不从心了。从派出所出来，一气之下就把以前拍摄的十几个胶卷全部烧掉了。”

　　“他结下的仇家很多。”江苏省环保厅一位工作人员粗略计算，自1998年以来，经吴立红举报查实处罚的企业就有200多家化工厂。所以，有人扬言悬赏20万买他的人头；有人声称要给他“制造车祸”；还有人找到他年幼的女儿，恐吓说“要杀了你爸爸”。

　　现在的吴立红看上去比较胖。他说这是2003年8月15日被某化工厂职工暴打、疗伤期间用了激素的缘故。

　　“他们不敢把我杀了！”对于记者的关心，吴立红补充，2005年5月，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叶如棠对江苏有关部门领导说过，“吴立红的安全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

　　吴立红说，江苏省和中央部委的有关领导都比较关心自己。2002年，江苏省还安排他到宜兴环保局上班，但是最终没有去成。

　　“宜兴两千多家化工厂跟市委领导说，宁愿养着我也不愿意我去环保局。”

　　2005年10月，吴立红被评为“中国民间环保优秀人物”。11月7日，《扬子晚报》对他做了报道。“在常州市武进地区能看到刊登我那个消息的A8版，但是，宜兴卖的《扬子晚报》里没有这个版面。”

　　渴望成立草根组织

　　去年10月底的一个傍晚，在北京西客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记者第一次见到了吴立红。身材略胖的他坐在一个简易的快餐桌子后面，向记者展示“中国民间环保优秀人物”证书。这是他刚从“首届中国民间十大环保杰出人物”评选活动中得到的荣誉。

　　“人家都是前呼后拥的，带了媒体记者给自己拍照留念。”吴立红的声音略带沙哑，掩不住倦意。“我是自己一个人来领奖的，因为带人进去的话，买一张票要4000元钱。”

　　这不是吴立红第一次来北京。此前几年，他多次上京到国家环保局、全国人大环资委等部门反映太湖污染问题。

　　吴立红这次来京，除了领奖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联系媒体报道自己。

　　“以前有亲戚告诉我，你只管反映情况，不要把自己表现出来，这样会对你不利。”这些告诫让吴立红一直躲藏在媒体的视野之外。但是从2005年6月，他与自费做环保公益广告的杭州农民陈法庆见面之后，观点就完全改变了。

　　“他劝我不要蒙头游泳，他说我要找记者来采访我。媒体报道我越多，对我越有利。”

　　于是，曾经采访过陈法庆的《公益时报》记者接到了吴立红的电话和连续不断的信息。

　　记者了解到，这些年，吴立红一直靠95年到99年做销售的30万元积蓄来支持自己的环保事业。但是到去年，这笔积蓄已经被“坐吃山空”。

　　“我隔三差五地跑南京、上北京，去举报、上访；还有复印资料、写信投稿，还有拍照取证，十几年的工夫，光相机我就换了五六个了！30万积蓄也花光了！”说到经济问题，吴立红就叹气、摇头。他告诉记者，这次来北京领奖的费用，也是借来的。

　　“我这几年实在有点力不从心。一是自己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二是经济太紧张。”

　　吴立红似乎不愿多谈家里的人和事。在两三个小时的谈话中，他断断续续地透露出来，自己一家主要靠种稻田求温饱。但是，根据检测，周铁镇和周边的稻米含有120多种致癌物质。

　　吴立红说：“我们那里的有钱人都买东北大米吃，只有穷人才吃自己种的米。”

　　离开北京后，吴立红一直与本报保持联系。他在电话中说，2005年10月在北京的这段时间，结识了不少环保同盟，也增长了很多见识。他认识到，一是“包装宣传”很重要；二是“信息时代要会电脑、能上网”，吴立红说令他感触最深的就是很多环保人士都利用互联网来宣传环保，而他却对互联网“一窍不通”，甚至连一台电脑都买不起。

　　吴立红的第三个“见识”就是“成立组织办事方便”。他告诉《公益时报》，他想去注册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不过无锡有了一个“地球卫士”，虽然“那些老头子根本不管事”，但人家注册在先，自己还是不能如愿以偿。

　　2月9日晚，“2005CCTV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揭晓晚会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人们没有看到吴立红的身影。继2005年10月的“首届中国民间十大环保杰出人物”评选活动之后，吴立红再次与最高荣誉擦身而过。

　　但是这次，吴立红没有流露出失落的情绪。2月10日上午，他在电话中对《公益时报》记者说：“我是真正在环保前线拼刺刀的人，不是那些用漂亮脸蛋搞环保的‘文工团’，也不是涂金的花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