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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21日14:06 京华时报

  新闻浠水县政府欠条进当铺

  1996年至1998年,湖北省浠水县政府在修建防洪工程时,拖欠了大量的工程款和民工工资,浠水县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十年未还。老百姓为生存只好将欠条卖给典当行,典当行以平均三折的低价敞开收购。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地县领导近年来不断更换新车,乘坐着超标的豪华轿车。(详见本报2月19日09版)

  直评“欠条进当铺”隐喻的权利折扣

  且不说政府财政困难欠着一屁股的债,领导权力消费却一掷千金。最吸引我们注意的应该在那个“欠条进当铺”,弱势的老百姓无力与强势的政府进行博弈,无力争取到欠条上对应的足额权利,只得集体性地将欠条廉价典当给当铺。

  1500元的欠条,在当铺只能当到400元左右,这个廉价的兑换隐喻着一种普遍性的权利折扣:很多时候,基于权力对权利的挤压、法律执行的疲软、维权成本高昂等制度性原因,老百姓实现自身权利的能力很差,纸上100%的权利,最终到手也不过30%左右,权利实现大打折扣。

  显然,政府欠条对应着的是农民工的权利,辛勤劳动后获得合同中承诺的工资的权利,政府拖账赖账,是政府权力对劳动者合法权利的侵犯。老百姓愿意以30%的价格把自己的合法权利卖出去,包含着对自身权利实现的悲观预期:手持欠条就这样等下去,领导换届后翻脸不认账,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手;依法把政府告上法庭的话,即使胜诉了法院如何执行?即使执行了,自己拿到的钱是否够支付维权成本?相对这些问题,30%的权利折扣虽然廉价,但却是理性的选择。

  摘编自《燕赵都市报》2月20日文/曹林

  求是对政府欠条进当铺的猜度

  贱卖政府的欠条,和一些胜诉后的当事人由于判决难以执行低价转让判决书一样,其实质是政府的信用和法律的尊严在打折。

  从浠水县各大典当行大量收购政府欠条来看,这肯定是桩赚钱的买卖。当铺老板对经营风险应当有过理智分析,以及对盈利有合理的预期,否则他们不会傻乎乎地把一笔脱手不了的商品压在手里。500元钱收一件皮大衣,当铺老板要有倒手卖600元甚至更高价码的渠道和能力,那么400元收购1500元的欠条,老板应当有再卖出去的信心,而最终将这张欠条兑现为货币不能再转让给下家的,只能是浠水县人民政府,县政府的出价至少要高于典当行的收购价,典当行才可能赚钱。

  握有欠条的债主对当地政府失去信心和收购欠条的典当行对政府抱有信心,构成了一对很有趣的矛盾,但二者作出的选择都是基于自己的现实利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为原因之一是典当行有规模化经营的能力和雄厚的资本,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积压欠条,而一般的小公司和单个的民工迫切需要兑现。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典当行有手握欠条和县政府交涉,并让政府高于收购价兑现欠条的能力。

  典当行这种信心和能力从何而来?一个原因是持有单张欠条去和政府交涉成本更高,为了一两千元钱数次向政府讨要,花的时间和精力与可能的回报不对称。典当行持有数额巨大的欠条,虽然可以节省索债成本,但一旦欠条砸在手里,岂不更亏本?收益和风险是成正比的。那么我暂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典当行要通过倒手欠条赚钱,有可能导致腐败,同时当地政府有关人士以此来回避应足额支付工程款和民工工资的责任。

  我们设想一下,一个民工和小公司去县政府要债,他即使说1500元的欠条自己只要400元,也很难操作,且具体操办人员从中谋利的风险太大,因为债主太多了。而假设总额为100万元的数百张欠条被一个典当行老板共花30万元购买,他要让县政府出80万元销账,由于是“规模经营”,他若返还具体办事人员10万元,这事很有可能办成。这就形成了政府少还钱、具体办事人员得实惠、典当行赚差价的“三赢”买卖,唯一的输家只有债主一方。但愿我的猜度仅仅是猜度,而不是现实。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月20日文/十年砍柴

  追问谁从欠条交易中获利

  为什么民工兑现不了的欠条,却可以给典当行提供赚钱的机会?这其实表明,老百姓在政府部门兑现不了的欠条,典当行老板却可以兑现。我虽然不知道典当行所收欠条是否能足额兑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打折,其折扣也不会像典当行给老百姓的那么低,典当行可不会做赔本生意。

  这些政府欠条算不上是什么实物,也不是股票汇票,更不是国家债券,典当行怎么就能接受,并进入市场交易呢?这样的交易行为,依托的又是怎样的市场秩序和金融秩序呢?

  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政府权力不加节制地渗透进市场,很容易违背市场经济法则,扰乱了经济秩序,使本来就不成熟的市场更加混乱。有专家称,“政府工程”欠薪,本身就与政府那只失去约束的“权力之手”扰乱正常的市场行为有关。因此,浠水县之所以出现政府给农民工打“白条”现象,就是因为“权力经济”扰乱社会诚信、公正与秩序,最终才制造出“政府欠条进当铺”这样的市场闹剧来。

  可以想象,随着大量政府欠条进入典当行,当地政府与典当行之间必然将会形成“非市场性交易”,甚至可以预测,这样的“非市场性交易”也必然是“不道德的经济”。而结果只能是,当地政府与典当行从中获利,损害的只是那些曾经为“政府工程”流血流汗的农民工利益。

  摘编自《广州日报》2月20日文/单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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