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特稿：国外经验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新华网日内瓦2月19日电  （记者 杨伶　刘国远） 瑞士的葡萄种植业至少已有千年历史，葡萄种植业在瑞士农业中占有很大比重。在瑞士南部，从日内瓦沿莱蒙湖北岸向东延伸，直到阿尔卑斯山脉腹地，农民多以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为业。

　　一个周末，记者前往日内瓦东部的费什村，采访当地小有名气的葡萄园主和葡萄酒生产商巴库先生。巴库善于经营，从父亲手中继承的家庭式酿酒厂已有相当规模。他介绍说：

“我父亲当时每年只能生产2万瓶葡萄酒，顾客也都是零散买主。而如今，我们一年可生产15万瓶和平鸽牌葡萄酒，品种有十几个，年收入超过10万瑞郎(1美元约合1.28瑞郎)，顾客中也不乏酒店和企业等大户。我们平时只用6名员工，但到葡萄收获时则需要30多名工人。”

　　当记者问到成功秘诀时，巴库笑着说：“作为家庭作坊，我们的确可以说取得了成功。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首先你要了解市场需求。根据人们的口味不断推出新产品。另外，我父亲那时注重的是生产，而我则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推销。”

　　巴库谈到，

　　巴库强调，葡萄酒产业要发展，在注重技术的同时更要加大推销力度，争取市场份额。他说：“我把企业的管理、财务等工作交给夫人打理，我自己则全力以赴地进行产品推销。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保持在瑞士已经占领的市场，并努力进一步扩大。为此，我带产品参加瑞士各个城市举办的博览会，采取给老客户价格优惠，请他们免费品尝新的酒类品种，并在电视、报纸上做广告等促销措施。这些办法是我的父亲想都不敢想的。此外，我不会盲目扩大生产，而是要努力保持住自己产品的特色。在当今社会，你只有拥有独树一帜的东西，并让人们记住，你才能成功。”

　　巴库还谈到，目前在瑞士，单纯从事农业的人已经非常少了，占瑞士全国人口的不到3%，而且还会进一步减少。就拿他本人居住的费什村来说，全村现有700多居民，但从事农作物种植和葡萄种植的不到100人，其余的人则是在村里住，在城里工作。巴库认为，农业人口逐渐减少是大势所趋，而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家庭作坊或者小规模农场的生产方式也已不再适应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趋势。他说：“我已准备将目前这个家庭作坊式的企业逐步实行股份制，转让部分股份给我的工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接受过很好的培训，也热爱这个职业。我相信，他们能更好地发展葡萄种植和酿酒业。”(完)

　　综述：政府成为农民发展的伙伴

　　新华网渥太华2月19日电 综述：政府成为农民发展的伙伴

　　新华社记者赵青　杨士龙

　　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它也面临着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均衡问题。近年来，加拿大为促进本国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尝试，其中包括提倡跨部门支持农村发展的《加拿大农村协作伙伴计划》。

　　《加拿大农村协作伙伴计划》从1998年开始实施。此计划确定了促进农村发展的具体措施，帮助农民获得政府项目和服务、金融资源和医疗保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增加农村青年就业和教育机会。《加拿大农村协作伙伴计划》的主要措施有：

　　第一，建立跨部门农业工作组。为更好地协调各部门在农村发展问题上的工作，加拿大组成了由农业部牵头，由32个联邦政府部门参加的跨部门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定期召开会议，交流信息。省市一级政府也建立由政府农村事务官员组成的“农村工作组”，与其他各级政府和机构、组织一起解决重大的农村问题。同时，加拿大还设立了农村事务协调部长，由农业部长兼任，并在农业部设立农村秘书处，负责协调和推动农村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相互联系，促进农村居民与联邦政府的对话和沟通。

　　第二，建立“农村对话”机制，使联邦政府能够及时了解农村的民意和发展状况。通过定期举行的全国农村会议、农村青年对话、在线讨论、民意调查和农村工作组汇报等不同形式的活动，吸引来自农村，特别是偏远北部地区的居民同联邦政府官员进行"开放式双向交流"，讨论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和机遇，并确定需要政府优先解决的问题。

　　第三，建立“农村透镜”机制，增强各级政府、各部门官员“心有农村”、“主动为农村服务”的意识。所谓“农村透镜”机制，是指各政府部门在做任何决策或批准任何项目时，都要站在农村居民的立场上，对照联邦政府确定的促进农村发展的重点领域，考虑该决策可能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为此，“农村透镜”机制还为各级官员设计了进行决策时必须首先思考的十几个问题。

　　第四，直接资助农村发展项目，鼓励个人或组织到农村发展创业。农村秘书处每年都根据“农村对话”的结果，推出和资助不同主题的农村发展项目。例如1998年至2002年开展的“试验创业项目”，就是围绕如何帮助农村居民融资、增加农村青年就业机会等主题开展的。这个项目投资了近1200万加元(当时1美元约合1.5加元)，分4批共资助了全国307个项目。

　　第五，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村居民的信息服务体系。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社区信息接入站点，方便当地居民进入各级政府的电子政务网站和其他商业和服务信息网络。农村居民通过这些网上资源一方面可以获得一般性的咨询服务，包括农村儿童保健、农村旅游、针对农村青年的项目和服务以及在农村地区经商创业等；另一方面还可以就一些具体问题寻求相关信息，并可以向有关专家直接咨询。

　　除这些措施外，联邦政府还组织专家加强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调研，及时提出可行性应对措施，并对协作发展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调整。(完)

　　通讯：印度农村的牛奶生产者协会

　　新华网新德里2月19日电 通讯：印度农村的牛奶生产者协会

　　新华社记者张保平　傅双琪

　　哈里亚纳邦卡纳尔区是印度北部典型的农业区，亚穆纳河自北而南从该区的东部流过，留下了纵横交错的灌溉网络。公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路边间或可以看到用牛粪饼堆成的一人高的垛子。田野里，小麦正在抽穗，黄色的油菜花一片一片。

　　为深入了解印度农村股份合作制，新华社记者最近驱车前往新德里以北120公里的哈里亚纳邦卡纳尔区进行采访。

　　薄暮时分，我们来到了卡纳尔区的一个名叫加里萨丹的小村庄。这里的农民多以农业为生，靠养奶牛增加收入。在一间普通的红砖平房内，放着一个测量牛奶品质的电子仪器和几个奶桶。陪同我们的“卡纳尔牛奶生产者合作协会企业”首席执行官塞拉尼告诉我们，这就是奶农合作协会的一个牛奶收购站。

　　塞拉尼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奶农合作协会的运作机制。在哈里亚纳邦，有600个村庄的2.6万个奶农为协会生产牛奶。每个农民要加入协会，需要一次性缴纳105卢比(1美元约合45.2卢比)的会费，在200天内卖给协会180公升牛奶，即可享受防疫和配种等方面的服务。协会的基层单位是村社，每个村社每年至少要卖给协会1万公升牛奶。每个村社成立自己的委员会，推选自己的主任。再从每个村社的主任中推选出协会委员会成员，协会委员会成员再选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

　　每个村社配备一台测量牛奶质量的电子设备以及量奶的设备，每天谁来卖牛奶，卖多少牛奶都有登记。协会每天早晚各一次用卡车到各个村社收集牛奶，送到冷冻厂和乳制品厂加工后进入市场销售。

　　塞拉尼说，卡纳尔牛奶生产者协会企业为农民提供服务，也属于农民。协会于1973年成立后，通过1卢比一股向农民发行股份，再向银行贷款建设牛奶加工厂。目前，有60名加工和销售人员在为协会企业工作，负责加工和销售。协会决定牛奶的价格，如果目前市场上牛奶价格上涨，收购价格也会跟着上涨。

　　协会最大的好处是产销直接挂钩，杜绝了中间商人从中渔利。在协会成立之前，个体商贩往往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收购牛奶，由于牛奶不易保存，农民常常不得不接受这样霸道的“地板价”。协会起到了保护牛奶最低价的作用。加入协会后，农民每养一头奶牛，每个月就可有1500卢比的卖奶收入。

　　在整个哈里亚纳邦，共有6个像卡纳尔牛奶生产者合作协会这样的协会，统一隶属于“哈里亚纳邦乳业发展合作联盟有限公司”。公司以统一的品牌“Vita”进入市场，在新德里、孟买等大城市都设有销售中心，各种奶制品直接进入新德里各个社区的奶站。

　　据塞拉尼介绍，实际上，哈里亚纳邦的奶农协会成立还不算早。印度最早的奶农协会出现在1946年12月的西部古吉拉特邦。经过几十年来的运作，奶农协会连接了一家一户的奶农和大市场。这既保证了奶农的收入，也保证了印度稳定的低价牛奶供应。

　　奶农协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据卡纳尔区区长拉克什·古普塔介绍，由于政府的有关政策，银行向奶农协会企业提供的一年期贷款利息为8%，比向私人企业贷款低两个百分点。在租赁土地等方面也享有政策优惠。在哈里亚纳邦，还有专门的乳业研究中心，向协会提供优良奶牛品种等技术支持。政府为奶牛免费注射疫苗，每3个月或半年一次。政府兽医可以随叫随到。此外，在村社供电、修建道路等方面，政府也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然而，印度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在加里萨丹村，有200户人家、800口人，没有土地的农户就占50家。我们走访了其中一家，这家只有两间破房，没有院墙，连电灯也没有。女主人苏妮塔告诉我们，他们家没有地，时而有活干，时而没活干，有活干时每天最多只能挣80卢比。家里只有一头水牛，牛奶只够自己喝，没法去卖。

　　拉克什·古普塔对记者说，在整个哈里亚纳邦，有30%的农民像苏妮塔一样没有土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维持他们的生计一直是让政府伤脑筋的问题。

　　今年1月，协会向100多个贫困家庭推出了一个试点项目：协会通过银行贷款为无地农民买奶牛，农民负责饲养，产出的牛奶在满足自家需求的基础上卖给协会，部分用来还贷款。这一措施不仅有助于解决无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也扩大了当地的乳制品产业。(完)

　　瑞典农民的合作组织——“农家人”合作社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2月20日电 通讯：瑞典农民的合作组织——“农家人”合作社

　　新华社记者马世骏

　　在瑞典，只要开车离开首都，不出10公里，农村社会的景象就会展现在人们面前：一座小教堂，几间涂着传统红色的小木屋，村子外的田野上歇闲的拖拉机。以前，教堂是凝聚瑞典农村社会的核心。如今，各种由农民自己组成的合作社则成为瑞典农民表达他们经济和政治意愿的代言人。瑞典的农民合作社是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的经营性合作组织，其中规模最大的合作组织叫“瑞典农民产品销售合作社”，瑞典称之为“农家人”合作社。合作社的标志是一颗正在发芽的麦粒。在瑞典南北各地的农场乡间，从巨型粮仓、肥料车间到负责粮食检验的验室和宣传科学种粮的研究所，到处可以看到有这个标志。

　　瑞典全国有5万多农民加入了“农家人”合作社，合作社的目标是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技术和质量监测等多方面的服务，建立农产品收购和销售的网络。加上“农家人”合作社自创的品牌产品的销售，这个合作社年营业额高达31亿欧元，是欧洲最大的农民合作社。

　　去年秋天，在“农家人”合作社的一座粮仓，记者看到农民将满载着收获的大卡车开上粮仓的地秤，让粮仓的工作人员取样测量粮食的水分和品质，之后拿着检验好的报告单，到会计处领钱。这座巨型粮仓还拥有配套的面粉厂和大型面包加工厂，一条龙服务可以让农民的产品在最短时间内到达消费者手中。从巨型粮仓伸出的架在空中的管道，直接把晒好的谷物运送到面粉厂加工，减少了中间运输环节，也保障了产品质量。

　　“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是“农家人”合作社努力的目标。尤其在瑞典这个环保意识深入到各个层次的社会，不仅农民提供的产品是否安全健康，就连其生产、运输过程是否环保，都成为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考虑的因素。“农家人”合作社自创的许多品牌已成为瑞典消费者信得过的产品，绿色的正在发芽的麦粒也成为质量保障的标志。

　　“农家人”合作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瑞典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小户经营的农庄面临经济上的难题，他们的农产品价格在市场上无法和大农庄竞争。为了保护地区小户农庄的经济利益，一个由农民组成、由农民经营管理的合作社诞生了。最初是一个地区的小户农庄单纯经济上的合作，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地区之间也联合起来。今天，“农家人”合作社不仅是全瑞典农民最大的经济利益合作社，它还成立了各省“农家人”合作社的联合体，以越来越主动的市场战略，保护和提高瑞典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合作社能有效经营的基础是民主公平的管理方法。“农家人”合作社从成立那天起，就遵循着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通过选举，用理事会的形式管理农民的事务。进入合作社的农民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向合作社交纳会员费，这成为理事会成员工资和管理资金的来源。今天的“农家人”合作社已经拥有众多有限公司，用最有效的方法推销农民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企业年终的赢利和分红都会反馈到交纳了会费的农民手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