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广东民工第2代：张川一家在广州的收获

　　张川一家在广州的收获

　　从乡村进入城市，一家人终于生活在一起，但两代人的隔阂正在扩大

　　走近民工第2代

　　编者按

　　这场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运动开端于上世纪80年代，上亿农民离开耕作了几千年的土地涌向城市寻求心中的“幸福生活”，为千千万万的工厂和建筑工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街上、餐馆里、商铺中，随处可见他们忙碌的身影。虽然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但二十多年过去了，“农”没有变为“非农”，这个深深的印记还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延续。与父辈不同，民工第二代没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他们成长在改革开放后，很小就跟随父母进入城市，试图在华灯之下寻找自己的位置。然而，农民身份依然是他们与城市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沟壑。与此同时，另一道沟壑——中国的城乡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当这些年轻的农村子弟回到家乡时，发现乡村与城市一样陌生。他们行走在充满诱惑却又冷漠的城市中，以各自的方式捍卫生活。然而，社会的聚光灯却很少照在这些人身上，对于城市主流人群，他们是一片“黑森林”。本报今天起将推出连续报道，关注民工第二代，勾勒这个不可忽视的群体的生存境遇，走入那片“黑森林”。

　　“他们用沙子扔我，说着我听不懂的当地话，但那厌恶的眼神分明是骂我。”

　　“只有在游戏里我们才能战胜他们。”——张川

　　一只手从窗户外伸进来，拿着手电到处照。

　　41岁的张明亮惊醒了，身边睡着壮实的弟弟和儿子，但他不敢抓住那只手，而是下意识大叫:“干什么？打死你！”小偷贴着墙根冬冬地跑了。

　　又一次遭遇险情。惊恐未定的李翠花催促丈夫说:“过年前一定回四川去！”

　　4个月后，2006年1月18日，还有10天就过年了，李翠花还在憧憬着回到老家的幸福场景:把房子

　　但一看到儿子的照片，她的眼睛立即黯淡下来——回乡的梦想已经无限期推后。“今天是他17岁生日，却被关进了看守所，我们要等他出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她伤心地哭了。

　　街头演义

　　张川被关进看守所好几天了，他的父亲张明亮还请人在出租屋铁门外加焊一个锁搭，想把“不听话”的儿子锁起来。他以为儿子一定是“跟那帮朋友玩疯了”才几天不归。1个月后，他收到海珠区警方的通知，才知道儿子因抢劫被刑拘了。由于张川向警方隐瞒了父母都在海珠区打工的情况，这封信先寄到他的四川乡下老家，转了一大圈才到达张明亮手中。

　　2002年，13岁的张川刚上初一不久，就辍学来到广州海珠区和父母哥哥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典型的两代民工家庭。他们住过3个地方，张川也换了5个单位，当过手袋厂的车位工，也给渔具厂做过钓鱼竿。现在全家人居住在海珠区龙潭村，离海珠区看守所仅有10分钟车程。

　　2005年9月5日凌晨1时许，他和赵杰、“报纸”、“排骨”、阿龙等人把同在龙潭打工的湖北男孩程瓜叫出网吧，逼到一个小巷。张川说，“报纸”的朋友“拿”了程瓜几块钱，程瓜等6人就把“报纸”打了，所以他们几个朋友要“报复”一下。

　　在赵杰眼里，张川“做事不计后果，什么事都觉得好玩”。张川则说:“谁惹了我的朋友，肯定帮忙！”他看到“报纸”鼻子还在淌血后，就离开工厂四处寻找打人者，有时还以找工作的名义进入其他工厂寻找对手。

　　“他每天晚上外出，白天回家睡觉，我们以为他还在上晚班。后来他还给我看了一个厂牌，说到这里上班去了。”李翠花说。

　　实际上，这些天晚上张川都呆在网吧里，或者在龙潭村闲逛，直到9月5日凌晨，他和赵杰4人吃了烧烤、喝了些啤酒后，在网吧里看见了程瓜。

　　就像许多街头团伙演绎的故事情节一样，他们亮出了藏在网吧附近墙壁里的一把西瓜刀。“赵杰打了他几耳光，‘排骨’把刀放在他脖子上比画了几下。”张川说。最后，他们从程瓜身上搜走35元钱，回到网吧上网。

　　当天晚上，张川和赵杰在龙潭新牌坊下被一伙人抓到车上，那伙人把他们带到了派出所。张川说，他在这辆车里看到了砍刀，好像是程瓜他们雇的“黑社会”，有人扇他的脸，问他“相不相信把你分成几块扔进珠江”，他觉得事情闹大了。

　　但在派出所里，他并没有给警方交待“报纸”等人的下落。“虽然他们说这样可以减轻对我的处罚，但我以为最多拘留24小时。”他这样解释。

　　最后，他和赵杰都被海珠区法院以抢劫罪判处1年徒刑。走下法庭，他流下了眼泪。

　　关进看守所的第二天，张川写了平生给父母的第一封信，“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好想和你们一起过。”而此前，他最想的却是离开父母，搬到打工所在的厂里住，享受和朋友们自由来往的快乐。

　　“后来父亲回信问我，究竟是家里还是厂里、是父母还是朋友重要？我不知道，但我是为了朋友才进看守所的，他们都是社会小混混。”张川说。

　　“当然。”他嘻嘻笑了，“我也是混混。”这是一个方头大耳、身材结实的大男孩，说话时喜欢把眼睛往斜上方瞟，似乎对一切都不在乎。相比之下，小他1岁的赵杰要斯文含蓄得多。

　　“两个孩子其实都挺聪明的，特别是张川有一种潜在的正义感，但他们都没有得到良好的引导。”海珠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室主办此案的检察官说。她认为张川租住所在地的街道、居委会或者青年志愿者组织有义务开展这项工作，但张明亮说，除了上门查暂住证，政府没有上过他家的门。

　　叛逆少年

　　张川现在的身份是“海珠所217号”，1个月给家里写两封信，但他嫌自己的字太差，都是请关在一起的犯人代写。作为父亲，张明亮既担心他“和同监舍不三不四的人混熟了”，又希望他“被关几个月，吃点苦头，这样出来就好些”，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孩子信马由缰了。

　　张川则渴望早日恢复自由，“学车或者打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去哪都行，就是不呆在广州”。对这座生活了4年却依然陌生的城市，在他失去自由后，逃离的冲动已无可复加。

　　“广州比想像中还要漂亮！”进入广州的第一天，张川惊喜地看着车窗外的林立高楼和珠江夜景，只是后来，他发现这并不属于自己。他和父母挤住在杂乱的城中村小屋里，他要经常加班到深夜才能领到工钱，还要忍受他认为的本地人对他这样外地人的歧视。

　　那年他身高只有1.44米，还不能进厂，琶洲大桥和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尚在建造中。他经常独自去珠江边的沙洲溜达，却屡遭驱逐。“他们用沙子扔我，说着我听不懂的当地话，但那厌恶的眼神分明是骂我。”张川至今还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

　　两年后，他长到1.66米高，感到有了力量。一次溜冰中，把一个本地男孩撞了，“我说对不起，但他哥哥给了我一巴掌”。当他们走到出口时，张川率几个伙伴冲了上去，用溜冰鞋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这一年，他随家人搬到龙潭，在网吧里认识了湖南的赵杰、“报纸”和广西的“排骨”。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年龄、背景相仿，都随父母来广州打工，但不服从父母管制，父母也管不住他们。

　　从乡村进入城市，虽然一家人终于生活在一起，但隔阂显然却在这一代民工和他们的父辈之间扩大。赵杰说，他的理想是开一间网吧，而不是像父母那样不停地打工。张川则说他不喜欢父亲，两人说不到几句就要吵架。

　　张明亮曾在盛怒伤心之下，要张川写下保证书保证一旦犯事别怪父母。“我跟他说过多次，在这里出事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要钱又没有钱。”

　　张川二话不说就写了。“他说他有很多朋友，用不着我们操心。”张明亮摇头叹气。

　　这几个少年走到了一起，在异乡成为最好的朋友。他们常坐在河涌旁聊天，上网，到电子游戏厅里打游戏。

　　办案检察官深为这种现象忧虑，“许多第二代民工和父母沟通困难，在社会上遭受歧视后没有合理的情绪宣泄渠道，便自动结成小群体互相感受温情与力量，但这很容易集体迷失走上暴力犯罪道路。”在2004和2005年海珠区检察院起诉的338件未成年人案件中，外来人口案件占了221件，主要是抢劫、抢夺和盗窃。

　　在游戏厅里，张川等人结识了一帮玩伴，大约十多人，穿中学生校服，头发染得黄、红不均，各骑一部山地自行车，结伙而行。这两伙人都在对方身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那就是轮番上场进行游戏对打。

　　“我们玩一个游戏币，他们就要投十多个游戏币，我们都觉得很畅快。他们打输了，开口闭口就骂脏字，比我们农村骂人还脏，我们只敢回嘴。他们人多，营养好，比我们高大。”张川说。

　　一天，在口水战中对方终于出手，“排骨”被打了几耳光，却不敢还手，而是选择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伏击。“他们总有落单的时候。”张川说。但他们等了3次，也没见到人，最后“排骨”放弃了。

　　这让张川很沮丧:“只有在游戏里我们才能战胜他们。”虽然他也结交了几个“经济不太好、不傲气”的本地学生为朋友，夏天还一起去珠江游泳，但这并没有消解他对广州人的不好印象。他说，他小学6年级的同学在广州只读了一学期就和父母闹翻，回农村跟着爷爷奶奶读书去了。“他普通话讲不清楚，本地学生就笑他是乡巴佬。”

　　张川对打工生活也正在失去热情，他觉得所有老板都很黑心，逼迫着工人们加班加点，而工作枯燥无味，只有在游戏里才感到快乐、充实。

　　2005年，他迷上《传奇》游戏，花100元钱做上了赵杰“行会”的“副帮手”，统率一帮人冲冲杀杀。“这里弥补了我现实生活中的缺憾。”他说。

　　想回老家

　　广州至少有450万外来人口，其中农民工占了大多数，他们中越来越多人把孩子从老家带到身边学习和打工，但广州市教科所的最新调查发现，三成多的外地少年儿童常常觉得自己是外地人，三成人想回到老家，该所戴双翔博士称之为“城市恐惧症”。戴双翔说，很多外来孩子担心在社会上受到歧视，日常学习生活中戒备心强、与广州本地人关系疏远，主要生活在自己特殊的社会圈子中；较易产生自卑、自暴自弃心理，甚至做出反社会行为。另一项数据支持了这种观点:广州市被调查的193名被少管所管教的青少年中，外来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占了91.7％。

　　经过龙潭村里留存的池塘、菜地，听到蟋蟀和青蛙的鸣叫时，张川便不可遏制地想起家乡的枇杷果园，以及那里无忧无虑的生活。“我要回去看老同学。”他几次这样对父母说，实则想从此远离广州，但父亲担心他回去“更加无法无天”，坚决拒绝了。

　　“我们几个人无话不说，好像很快乐，但还是感到孤独、压抑。有一次赵杰被父母在4楼锁了一夜，他后来告诉我，如果第二天还关的话他就要从窗户跳下来，摔死算了。”张川说。

　　父子之间

　　张明亮在家里5个兄妹中排行老大，无论在这个家族还是他自己的家庭里，他说的话就是法律。他当过村干部，承包过砖瓦厂，是村里第一个建楼房的人，但儿子的入狱让他觉得从未这么失败过。

　　“我怕他，不喜欢他，听到他在饭桌上对老乡说我光打游戏什么也不做，我就赶紧把饭吃完走人。”张川毫不掩饰对父亲的反感，“他管得太严了，我上班、下班、回家、吃饭，所有的生活都被他安排好了，没有我自己的生活”。

　　一次，父亲骑

　　在拒绝张川回四川之外，父母也以同样理由拒绝他搬到厂里住宿。“我知道他们不放心我，但哥哥都在厂里住，为什么我就不行呢？”张川很郁闷。

　　张明亮则一直对两个儿子强调:“你们20岁以前都由我管着，20岁后你们才真正成熟。”

　　他还把张川交上来的打工工资悄悄攒到了4000多元，想等儿子20岁后还给他，但一直没有明说。张川为此很不开心，甚至认为父亲偏爱哥哥，因为他总是劝自己多学习哥哥的沉稳、懂事。

　　实际上，张明亮最喜欢的却是这个小儿子，“最主要是他孝顺，有啥好吃的都会想着父母，老大却只管自己”。

　　张川17岁生日这天，张明亮当着回访检察官的面哭了，他想起儿子幼年时因脑膜炎差点死掉，“所以学习一直不好，他的命很苦”。

　　就像绝大多数中国农村家庭一样，张明亮羞于对儿子说出“爱”这个字，而是通过严厉的方式来表达，就连喊儿子的名字也常常是“鸟毛”——他认为这是一种亲热的称呼。

　　现在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法，这对他的权威是个痛苦的挑战。他甚至怀疑2000年来错了广州，那年他在赌博中输掉几万元，不得不背井离乡远离赌毒。他先做厨师，后开摩的为生。他的妻子则先后在电子、服装厂打工。

　　2004年，他们搬到龙潭村一栋民房里，这里面就像画格子一样被主人隔成了很多间小套房，专门出租给外地打工家庭。这些家庭几乎都来自农村，但在龙潭这个城中村，他们却都成了城里人——对门互不相识、老死不相往来是其最主要特征，每户还都装上了厚厚的铁门。他们通常只和附近的老乡交往。

　　尽管这样，小偷仍然频频出现和得手，村里经常听到谁家摩托车被盗、谁家的液化气灶又被偷的消息。一天早上，张明亮起床后发现，他的最后一件外衣也被小偷撬开窗户从外钩走了，只好穿着内衣去市场买衣服。此前，他和借宿他家的老乡已经这样被偷掉了2个手机。

　　后来，他们想到了对付小偷的办法:把手机、证件放在床下的鞋子里，衣服则塞进电视机柜的玻璃窗后面。但他们晚上仍不敢熟睡，一有动静就开灯查看。

　　类似龙潭这样的城中村在广州有138个，占广州

　　走进龙潭的巷道，犹如进入一个巨大的迷宫，密密匝匝的楼房杂乱交错。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外来民工艰难地寻找生活的方向，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

　　“我天天盼着回老家。”李翠花说，“在广州打工心理负担很重，怕怕怕，怕机器弄伤了手，怕损坏了材料要赔，怕老板挑毛病，怕东西被偷……小心谨慎，在外不多说一句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只是打工的。”

　　但张明亮一直不敢回，“镇上到处是赌场，在旁看着就看进去了，很多老乡就是怕这个所以跑到广州开摩的了”。

　　龙潭村的这个不到20平方米、白天也要开灯的一室一厅，曾寄托着他对广州新生活的希望，但这一切现在都被打碎了。每天一到天黑，他就回到这个陋室和妻子呆在一起，而不像以前那样忙到10点钟以后。

　　在广州4年，李翠花没有去过一次白云山、北京路，她也不知道天河城在哪里，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赤岗。她看不懂白话频道电视，最喜欢的还是四川和重庆卫视节目。

　　4年过去，她脸色逐渐白皙，看不出曾是一名农妇，但家乡的山水和庄稼让她魂牵梦萦。“真的，我每次做梦都梦见家乡，而不是在广州的打工生活。”她说。

　　她回忆每年把秧苗插进水田的期待，回忆收获1000多公斤稻谷的喜悦，还有那金灿灿的玉米，象征着丰收；可是在广州，她和家人收获的却是苦涩。

　　(文中赵杰、张川及其家人名字均为化名)

　　采写:

　　本报记者袁小兵 通讯员吴欣霞　(本报记者吴秀云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报记者谭伟山摄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