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夜场:独领风骚之后

　　广州夜场:独领风骚之后

　　1980年广州东方宾馆出现轻音乐茶座，从这个标志性茶座起，广州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引领娱乐市场20多年的风骚，舞厅、演艺吧、夜总会、酒吧、KTV，一波又一波风潮，从香港至广州、广州抵内地，几乎无一例外遵循着这个传播模式。

　　当地文化部门的官员一致提到，按照文化部的说法，广州文化市场是中国文化市场管理的前点。国务院刚刚颁布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较多吸纳了广州的管理经验。不过就娱乐市场本身而言，缺乏精英文化的广州或许正在丧失其独特性……

　　记者◎吴琪

　　“蒲街”与“夜场”

　　广州人过夜生活叫“蒲街”，通常夜里22点开始，零点达到第一个高潮。广州话里的蒲，本意是“浮沉”，强调一种起伏过程，它可以等同于“泡”，也可以是“逛”，“混”，慢慢地消磨。

　　沿江路上2003年开设的夜场BABYFACE，几乎在整个广州城最火，通常21点就满座，时尚漂亮的青年男女穿梭其中。老板是入娱乐业10年的“宽哥”(化名)，“我这里有DJ提供的最棒的音乐，有漂亮的女孩子，年轻富有的男人们”。40多岁的“宽哥”一身黑衣、干瘦精神，有典型的广州人富而不露的随意打扮。说到夜场为何火爆，他认为三个因素互相影响，“音乐气氛吸引了漂亮女孩儿，全城的女孩子喜欢在那里集中，有消费力的男士们自然闻风而至”。BABYFACE的男顾客，基本在25～35岁之间，消费力强劲。

　　迷幻风格的装修加上大面积的镜子，斑斓的射灯和尖锐的镭射光把人染成迷离的热带鱼，新冶、YES、426几家新夜场成为广州的新时尚。2006年刚刚开张的BONBON也位于沿江路，与BABYFACE、426、歌哥KTV共同组成了广州夜生活的活跃地带。入行8年的DJ Shadow说，2003年开始兴盛的夜场是一种“Club 文化”，它不似Disco舞厅的喧闹，跳舞音乐更适合喝酒的气氛。这些Club都没有大舞池，巨大的吧台成为灵魂，大家边喝酒边随音乐跳舞，在座位边随意地摇动、聊天。在音乐上，Club少用R&B、Hip-Hop，多是House、Breaks、Progressive等，节拍从原来的145～160拍降到127～134拍。或许是经历过Disco若干年轰炸后的广州人，更喜欢回归到喝酒聊天的轻松环境，Club开始聚集广州最时尚和最有实力的消费群。Shadow说，BONBON一张8人左右的卡座，客人一晚上喝掉5瓶芝华士是常事，几乎抛弃了酒吧的啤酒消费。

　　夜里二十一二点钟进来的“蒲吧”者，多数刚刚吃完饭局，DJ们会放些柔和浪漫的音乐。23点是夜场高潮开始的时刻，酒精开始在客人身体里发挥作用，逐渐激烈的音乐气氛带来整晚的酒水消费高潮。

　　VELVET Club在环市路的假日酒店旁边，中文名为“丝绒”，开张仅20多天。黑与灰的色调时尚而干净，巨大的近似长方形吧台沿边有一个小槽。零点高潮时分，调酒师会在槽里点上火焰，或者站到吧台上往客人嘴里倒酒，气氛热烈。三十出头的老板张全欣是一个有十几年蒲吧经历的“吧虫”，他说自己是那种到了哪个夜场、哪个夜场人气马上带旺的“树头”。“树头”在广州话里颇有“大佬”的意思，身家过千万的他，之前流连于各酒吧，“一个晚上坐在那里，不停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聚过来，把我当大哥”。他一晚消费三五千元，“都不知道是为谁买单了，但找的也是那份做大哥的满足感”。张全欣说，夜生活创造了一种“酒吧黑社会(夜晚的社会)”，人们不再用白天清醒的思维衡量周围人，“广州夜场知道我叫John的人过万，这个圈子很奇妙，大家可能彼此认识了很多年，互相只知道一个英文名，这就够了”。

　　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不蒲吧的他，开始对Club感兴趣，VELVET的高消费开始聚拢高端人群。“我这里是有门槛的，香港的明星也爱逛夜场，他们有自己喜爱的私密消费场所，广州就很难找到这样的夜场。”作为“星际传播机构”总裁的张全欣，在时尚界打滚，希望VELVET有些私人会所的性质，即使大明星来了，也觉得私密自在。于是酒吧二层的阁楼只有三个卡座，通往阁楼的楼梯窄得仅容一人，直达后门，“明星们在这里消费是很放心的”。张全欣说，广州一直都受“大排档文化”的主宰，高端消费文化必须冒头了。

　　夜场潮流的演变

　　上世纪80年代的灯光夜市成为广州夜生活的一景。灯光夜市人满为患，这些彻夜不眠的地方多是茶楼酒店和大排档，广州人可以通宵地吃，从晚餐到宵夜，然后开始喝早茶，一天的吃喝就这样周而复始。从吃文化蔓延看，随后兴起的夜总会、桑拿屋、歌舞厅等组成了夜场的不同层面。

　　广州管理文化市场的思路一直是鼓励发展，“不是要管死它，管理目的是为了兴旺”。广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会长黄世球曾是市文化局副局长，他说，虽然政府鼓励娱乐业，但是出于安全性考虑，广州的管理政策一直非常严格。广州领先全国先后推出的措施有:娱乐场所凌晨两点关门、消费者人均面积两平方米以上、网吧每台机器间隔3平方米等，很多细则一旦违反，一次性就取消经营者的营业资格。所以广州的经营者有时会抱怨生意难做，一些外地文化部门的人也开玩笑说，“以前是我们去广州取经，现在你们的娱乐场所还没有我们放得开”。协会副会长连广生也提到，娱乐场所兴旺对地方经济有带动作用，包括对旅游和投资的推动，但是娱乐场所一旦出事，负面效应也特别大。所以在娱乐场所的严格管理和鼓励发展之间，政府一直在寻求平衡点。

　　带领学生对广州酒吧做过调查的中山大学副教授李立勋提到，广州和深圳对娱乐业的管理一直都很规范，所以位于两地之间的东莞找到了缝隙，娱乐业发达程度全国罕见。不大的东莞，两年前光是五星级宾馆就有9家，与之相对应的是，广州仅5家。李立勋的学生唐卉在调查后发现，东莞与广州、深圳、香港三地都相隔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因此聚集了三地某个层次的消费者。东莞本地多是“三来一补”的台资、港资企业，有“小香港”之称的东莞樟木头，百分之六七十的商品房都由香港人买下，台商港商带旺了整个东莞夜总会等场所，东莞夜总会的奢华和开放程度也闻名全国。比较之下，处在广州边缘的佛山虽然经济发达程度与东莞相仿，但是民营经济为支撑的佛山，娱乐业远远不及东莞。

　　广州夜场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自发走向政府指导集中发展的过程。夜生活的发达水平，对一个城市来说，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它的经济发达程度、开放性与吸引力。

　　改革开放不久的广州，开放的经济意识和领先的流行文化，聚集了全国性的“淘金者”。1989年从内地到广州的刀疆华，现在是王磊“泵乐队”的鼓手，他和众多喜爱音乐的人一样，集中到了触觉敏锐的广州。“香港张国荣或梅艳芳的新歌在公开场合一露面，第二天广州就有人唱了。”那时流行音乐的传播方式基本上是录音带，在广州则还能看到香港的电视，收听到香港的广播，“广州在全国是百分之万地新潮”。上世纪90年代初的歌舞厅也成为流行文化再传播的一种方式，歌手在台上唱，大家在下边听，可以点歌，整个一个流行歌的世界。毛宁、杨钰莹也是那时广州运作出来、红遍全国的流行歌手，广州一直扮演着中国娱乐流行前线的角色。

　　资深DJ Shadow记得，广州从1991年到1998年都是歌舞厅的天下，比如“JJ”、“D &.D”。当时的歌舞厅以跳Disco为主，大大的舞池，有些还分为下午场和晚场。颇有名气的“旧台北舞厅”在北京路，三层楼的规模，异常火爆。下午场可以跳交谊舞，喝喝茶聊聊天，晚上便是热烈地“蹦的”。因此舞厅成了一个大杂烩，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一二十岁的学生都是常客。那时在广州市文化局做市场管理的连广生惊诧于舞厅的火爆程度，“老板说，只要音乐响起30秒，舞池人就满了，不然选音乐的DJ会受到惩罚”。出名的几个舞厅并没有聚堆，分布较散，消费比较大众化。但是娱乐场所的单调，逐渐让有钱人开始把歌舞厅当作斗富的场所，最疯狂的时候，一支“喜力”啤酒可以卖到60元，威士忌、马爹利更贵，喝洋酒成了一种财富的显示。如今此类歌舞厅还遍布在各个中小城市的角落。

　　Windflower酒吧在1998年底的出现，既是歌舞厅被淘汰的必然，也成了广州酒吧兴起的一个标志。老板是有艺术爱好的广州人，在环市东路的小山丘上开了这个颇为雅致的酒吧，门口泛着荧光的若干级台阶，花园内外飘着性感的音乐，气氛与喧闹的Disco截然不同。很快，“和平路”、“大象堡”、“小山吧”等在环市路、淘金路、华侨新村一带旺起来。从地理位置看，环市路地带成为广州最早自发形成的酒吧聚集区非常自然。作为广州金融业的心脏地带，这里还靠近广州早年兴起的高档宾馆——白云宾馆和花园酒店，酒吧让高层次消费者有了自己的娱乐场所。在另一个层面上，类似Disco吧的演艺吧(Show Bar)市场也不差，暧昧性的表演一直都有观众。

　　2000年是广州酒吧最火的一个高峰期，精明的生意人也纷纷把钱投向了这个兴盛的消费市场。

　　似乎从2003年开始，酒吧在广州突然不那么旺了。这种慢慢显现出来的气氛，在两三年后回想起来，也有迹可寻。“泵乐队”鼓手刀疆华说，广州人娱乐喜欢新鲜，消费观也逐渐理智和成熟。在他的朋友圈里，“非典”之后大家发现在家里消遣也非常好，听听音乐、喝红酒、开家庭Party更舒服。的士司机发现，以前晚上二十一二点是酒楼客人回家的高峰、凌晨一两点是酒吧等场所的回家高峰，一个司机每晚能跑200多元。

　　广州娱乐业的例外

　　江南藜果在广州的酒吧经营者中一直是个例外，以做自己喜欢的实验戏剧闻名，不像一个生意人。他甚至觉得“水边吧”和娱乐业无关，只是客观上也构成了广州夜生活中较为另类的形态，渐渐聚集了一帮广州的文化人。

　　虚掩的木门，昏暗的红灯笼，简朴的木桌椅，五年花雕，在石牌东暨南花园偌大的住宅楼群里，“水边吧”安静低调，甚至没有任何指示牌，任来客自己在小区里兜兜转转。黄藜果如今既是老板，也是店里唯一的招待，穿着灰色的中式对襟褂，衣服和黑色的大眼镜框都明显超过身体的尺寸，使黄藜果显得虚弱，接触起来有些寡言而腼腆，与精干的广州人风格迥异。酒吧的卫生间很简陋，但墙上贴满了话剧的宣传单和各种关于行为艺术的报道。最引人注意的是全身赤裸的江南藜果手捧一枚羚羊头骨伫立在中信广场旁，赫然几个大字——“广州，又名羊城”。有着艺术气息的粗犷酒吧，北京并不少见，但在满城生意经的广州，几乎仅此一家。

　　江南藜果其实姓黄，因为是浙江人的缘故，“江南”和“水边”透着与广州不相干的气息。从他的视野来看，广州酒吧从十几年前闪现的前卫艺术气息，到后来越来越商业化，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在发生变化。

　　1995年，黄藜果准备自己开酒吧时，几乎所有朋友不置可否，黄是一个生活在自己圈子里的人，和生意并不沾边。不过或许刚好迎合了那时广州艺术青年的需要，“水边吧”成了最早开始火爆的清吧。酒吧选在沙河涌的旧民居里，黄藜果觉得自己是个不善竞争的人，别人竞争什么他就避开什么，于是把“水边吧”弄成了有中国传统小酒馆气息的地方。开张头半年全是朋友捧场，在媒体圈、文学圈中渐有名气，很快旁边的书店老板也改行做酒吧了，“水边吧”的伙计也自己开酒吧了，有了四五家清吧的氛围。

　　到了1998年底，黄藜果已经拿着挣到的钱开第二间“水边吧”，他买下暨南花园里一层楼的一套房子，开始做起实验戏剧。黄藜果的实验戏剧没有任何束缚，“一开始就是瞎搞”，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来挑战大众的审美观。去年11月28日，酒吧表演了名为“温室里的花朵”行为艺术，整个过程都是“酒和尚”在对着镜头说话，关键词是“傻B”、“艳俗”、“我爱你”。表演者裹在象征温室的薄膜里，表演内容通过DV在薄膜外的电视机上实时显示。在行为进行到10分钟左右，有些观众不耐烦了，开始与作者对话，更有两桌客人表示极端反感。黄藜果和合作者吴飒借此正在讨论的两种创作法:一是使劲往作品里填内容，再试图将“内容”通过形式传达给受众;另一是努力将作品抽空，由受众往里填各自的内容，虽然后一种背离了多数中国人接受的教育。

　　在1999年和2000年的表演高峰后，“水边吧”的活动慢慢少了，黄藜果个人经历了中风的折磨，精力和灵感都被大大损耗。他组织的“广州艺术生活小组”成员不断在变，多数人失意茫然的时候在这里找到了寄托，生活走上轨道后开始了普通人的忙碌。如今“水边吧”生意萧条了许多，“2003年后客人就少了”，一个月总有两三天没有来客。黄藜果说，广州曾经在艺术上是一个非常领先的地方，几个先锋实验性质的官方机构，都首先在广州出现，比如“广东现代舞团”、“广东美术馆”、《花城》杂志。现在广州关心艺术的人少了，不过他还是对实验戏剧感兴趣，“多少观众接受我不管”。

　　一个城市需要几条酒吧街？

　　政府有意识地打造酒吧街，在广州始于2002年。构想最初源于不同区政府的规划，芳村区(现在合并为荔湾区)首先在白鹅潭打造欧陆风情的酒吧一条街，很快广州老八区当中的其他几个区，包括荔湾、海珠、越秀、东山或辟出中心地带，或拿出“一江两岸”，打造酒吧专业街。

　　然而芳村白鹅潭的酒吧街一直人气不旺，一扎啤酒卖到100元左右，比起天河区两三百的价格，仍然难以吸引客人。娱乐业老板波波认为，夜生活消费中，买单的人基本都住在天河区(新兴的商业区)，芳村距离天河远，周围以廉价大排档闻名，没有高消费的气氛。曾在芳村开酒吧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2002年底进入酒吧街经营时，花费了100多万元，春节前生意还比较好。但从2003年2月份开始，生意少了七成，很快有两家酒吧和一家食肆因为经营不下去而转往别处，剩下的28家酒吧每月至少亏损5万～15万元(不包括租金、管理费)。如今酒吧街的老板换了好几拨，生意总体不见好。

　　沿江路的酒吧也同样起起伏伏，据非酷吧执行董事罗楷介绍，一个稍具规模的酒吧，每天营业额要近两万元才能持平，而实际情况远远达不到。一个月来客满的情况只出现了一两天。罗楷认为，广州每晚也就有两三万人出来消遣，但是一部分有实力的男人喜欢去夜总会，人们宁愿花几千元在夜总会开包房，甚至在夜总会比阔，真正到酒吧进行情调消费的也只有1万多人。如果酒吧出现几百家的局面，行情自然不看好。据某酒吧刘老板介绍，酒吧营业时间短是酒吧营利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晚上20点之后才开门，客人一般都在二十一二点钟才陆续来，政府规定凌晨两点钟酒吧必须关门，否则会罚钱甚至停业。这样，一个晚上基本上只能接待一批客人。在酒吧里一个人可能只喝几瓶啤酒，一坐就是一晚”。

　　曾经得娱乐风气之先的广州，如今因为夜生活文化缺乏特色而被人诟病。中山大学李立勋说，广州人喜欢娱乐，但是层次很难细分，酒吧经营者多是地道的生意人，不像北京、上海多些文化艺术气息。上海的酒吧有的能做出20年的历史，广州酒吧虽旺却不持久，生意人一哄而上投资后，遇到了其他挣钱行当，又纷纷抽身而出。DJ Shadow说道，以前流行音乐都由广州传播到内地，现在则不同，上海、北京与广州同步，而像杭州、南京这样的新消费主义城市，Club音乐方面更领先。

　　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做过酒吧调查的唐卉发现，北京国际化的特色使得酒吧兼容开放、艺术气息浓厚;上海的酒吧表现出崇洋或怀旧的气氛，非常注重情调;广州人则比较务实、酒吧消费在三地中最低，比如同样一支洋酒，在北京和上海可以卖出近千元的高价，广州就只卖到五百多，甚至两三百。她建议政府能将荔湾区的西关大屋与酒吧结合起来，做出娱乐业的文化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