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交锋：百姓是否该承受砸锅卖铁教育代价

　　中国教育改革成效如何，来自教育部门的评价和来自民间的评价很不一致。每个评价者有自己不同的立场，但基本的评价方法是一致的，即投入和产出比较。教育界一些人评价教育成功，是因为自认为投入少而“获取”多，所以成功；而不少老百姓认为失败，是因为他们切身感受负担重而收获少。

　　开学前，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熊丙奇教授与一位长期担任政府教育研究机构领导的

高等教育研究员，就教育改革成效的评价问题，有过一番讨论。

　　新华社记者记录下两人的对话，这是站在不同立场的教育问题研究者的典型对话，或许可以引起大家的深思：老百姓是否应该承受“砸锅卖铁”的教育代价？

　　“砸锅卖铁”投资教育合理吗？

　　熊丙奇：10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增加甚少，教育机会的增加，其实更多建立在老百姓花钱买教育上。教育负担沉重，几乎成为众多家庭共同的感受。

　　研究员：扩大机会就意味着增加成本。如果政府不增加投入，那就意味着需要靠老百姓来分担成本。我国大学、高中学生规模的扩张，很大程度是靠银行融资、市场贷款，同时向学生收费，我们在教育发展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过去是单一由政府提供的，现在是政府、市场、老百姓共同提供的资源。可以说，这极大地解放了教育的生产力，没有这种市场机制，教育发展不到今天。如果没有教育筹资的多元化，就没有今天教育的发展，就没有办学主体、筹资体制的多元化，没有政府和老百姓共同分担成本，就没有今天教育的普及率，就没有这么多的教育机会提供。

　　熊丙奇：非义务教育阶段，由老百姓分担教育成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成本比例究竟应该多少？现在的数据是，高中教育经费，政府占40%，学生收费占60%；大学教育经费，政府投入占40%，学生收费占40%，学校社会服务收入占20%。而且，很显然的，政府从教育发展获得了很大的回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加快发展，带动了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明显提高。教育的发展支撑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集聚了更多的人力资本，这弥补了我们自然资本和技术资本的不足，从而使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研究员：教育要超前发展，社会、政府、家庭都要分担成本，这样教育才可以上去。如果大家不希望这样，教育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日本、韩国在发展教育过程中，他们老百姓也受过苦，我在山东听老百姓说，“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读书”。

　　熊丙奇：砸锅卖铁了，他们还怎么生活？这样的教育，究竟对老百姓有没有意义？我看到的，只是家长在承受压力。我国家长承受的痛苦是不是太大了？为什么一直在鼓励老百姓“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而不能自己首先做到“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家长”呢？有分析表明，我国老百姓教育开支占收入的比例，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中最高国家的3倍多。以2004年我国农村城镇居民纯收入9422元、农村纯收入2936元、国家贫困线882元计算，供养一个普通大学生一年至少需要8000元(5000元学费，每月300元生活费以10个月计算)以上的费用，四年将近4万元，这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年多的纯收入，需要农民14年的纯收入，对于相对贫困线下的农民则需要45年的积累。这仅仅是针对大学教育，还不包括高中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书本费等等。这两年，我们有时听到父母因为子女上大学费用问题而自杀的消息，也看到一些贫困家庭孩子，因为学费问题而放弃上大学的机会。

　　高投入能够获得高回报吗？

　　研究员：贫困学生上学，国家有助学贷款啊，而且父母要意识到投资教育，忍受现在的痛苦，对家庭将是有回报的。

　　熊丙奇：助学贷款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贷到的。有多少学生可以顺利获得贷款？教育部门其实很清楚。投资教育，还有多少父母不知道其重要性？可是投资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吧。而且，对于投资回报，现在的老百姓真是越来越担心。一是教育质量问题，二是今后的出路问题。

　　研究员：没有老百姓的教育消费，我们不可能提供那么多教育机会，因此要清楚，教育机会重要，还是花钱重要？如果没有教育机会，连教育消费的可能也没有。就如民工，到城市打工说是出卖廉价劳动力，可是如果不出卖廉价劳动力，那么，他们就只能呆在农村，仅靠土地上很低的收入维持生计。关于教育质量，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精英教育时代的标准来看大众时代的教育质量，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21%，过去仅仅为7%、8%。不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被摊薄了，而且入学的门槛也降低了。而出路问题，我认为是有的学生期望值太高，不是没有工作，而是一心想找好工作。我们研究院里有一个来自广西山区的本科生，他读书时家里欠了很多的钱，他现在不仅把家里的债还了，今年春节回家还买了400斤大米。

　　熊丙奇：现在老百姓怎么可能有选择的权利？你要孩子读书，就得交钱来，能给你孩子读书，已经是对你的恩赐了。这不就是特权社会的强权逻辑？

　　教育是否存在乱收费？

　　研究员：很多问题并不能立刻得到改变，因此必须面对现实。比如说教育乱收费问题。现在到处说教育部门乱收费，这其实是不公平的。扩大教育规模，要给老百姓提供更多教育机会，那必须建校舍，买图书资料，买实验设备，必须招老师，可是国家给的钱连日常运行也保证不了，你叫学校怎么办？只有向银行贷款，然后再向学生收费来还贷款。你看全国这几年增加了多少校舍，政府拿出了多少钱？教育部门总共用了1400亿元左右，政府投入的却不到400亿元。有人说教育行业是暴利行业，而实际上现在的教育是贴钱、负债的行业。

　　熊丙奇：难道能排除一些人靠办教育赚钱牟利的行为吗？你能给出充分的数据和理由说教育没有腐败？

　　研究员：这几年暴露出来的腐败大案中，我看并没有来自教育的。你要相信，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是希望把教育办好的，可是他手上没钱，没有资源。教育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它需要成本，没有成本就不可能运转，没有足够的成本，教育的质量就不能保证。现在大家说教育不要收费，少收费，那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们穷孩子读书的机会肯定更少，因为如果国家没有把减少部分的费用补足，教育机会显然将大大减少。

　　熊丙奇：为什么国家不能把财政性教育开支提高到占GDP的4%呢，以2004年GDP总量19317亿美元计算(当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仅为2.8%)，1%即为193亿美元(1544亿元人民币)，再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人均GDP600-2000美元的国家，学前和小学阶段、中学、大学三级教育经费的比例应为40.5：29：17.9；生均教育经费为1：2.5：9.2，那么我国高等教育将增加276亿元人民币的投入，学生的学费就可大幅度下调。以1000万名收费学生规模计算，学费可以降低2760元。也就是在现有水平上降低一半。

　　研究员：如果国家要增加2000亿元教育投入，我觉得首先要投入到小学。小学首先要实现生均2000元，达到基本的义务教育标准，仅这一项政府就要补2000亿元。对于非义务教育，我们要坚持收费，但同时应该尽力推动公平问题。(完）